本報記者 昌校宇

    IPO保薦業務仍是券商違規行為“高發區”。

    截至12月30日，《證券日報》記者梳理年內證監會官網公布的79條監管措施注意到，32張“罰單”劍指投行IPO保薦業務違規，占比41%。12月29日晚間，證監會官網“連發”9條監管措施，皆與投行IPO保薦業務違規相關，涉及3家券商和16名保薦代表人。

    具體來看，上述32張“罰單”主要涉及核查不充分、擅自簡化披露內容、影響發行人科創屬性判斷、對發行人商業賄賂等行為，相關機構及責任人員被采取監管談話、出具警示函等監管措施。

    “IPO保薦業務被罰，主觀和客觀原因并存。”有資深投行人士認為，主觀原因在于，注冊制改革穩步推進，保薦市場做大，促使各家券商急于搶占先機，想盡快、盡可能多的分到“蛋糕”，這就難免出現執行程序不到位、核查不充分等問題。

    “其中也可能存在利潤導向的因素。”上述資深投行人士表示，投行作為證券公司的一級部門或子公司，一般情況下，利潤是證券公司對其考核的內容之一，投行部門負責人、投行各團隊負責人一般都背負著較大的業績考核壓力，所以，多創收、多承接項目就成為其主要職責。

    此外，投行領域“二八定律”突出。上述資深投行人士表示，在爭奪項目的過程中，中小券商存在天然劣勢，部分擬IPO公司質量偏弱，中小券商尤其是小券商由于業務嚴重不足，可能會承接一些質量偏弱的項目。

    對于客觀原因，上述資深投行人士認為，一方面，個別擬IPO公司存在一些財務和法律問題，實踐中難以解決或解決成本過高，保薦機構選擇帶病申報。另一方面，個別擬IPO公司刻意隱瞞一些嚴重問題，保薦機構由于時間倉促、技術手段有限等原因未能及時發現并予以解決。

    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官網信息，截至目前，我國共有7412名保薦代表人，其中，水平評價測試達到基本要求且無不良誠信信息的有7192名，無不良誠信信息但水平評價測試未達基本要求的有16名，水平評價測試達到基本要求但有不良誠信信息的為204名。這204名保薦代表人中，3名違反法律法規、113名違反監管規定、68名違反自律規則、19名違反公司制度、1名是其他原因。

    此外，上述7192名保薦代表人中，保薦項目數量包含或超過3個的有1818名。

    注冊制背景下，上市公司質量“關口”前移，保薦機構必須承擔更多責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告訴《證券日報》記者，注冊制下，各大券商具有大量儲備項目，相較之下，有經驗的保薦代表人仍有較大缺口。當前，一線保薦代表人加速年輕化。近兩年，行業政策變化相對較快，涉及法規細致繁雜，需要相關人員更快速地學習適應；另外，基于工作強度高、職業晉升路徑窄等原因，保代退出率較高。全面注冊制落地后，保薦業務市場可能面臨保代經驗不足的問題。

    該人士認為，強監管的目的是督促保薦機構提升執業質量，注冊制下，需要進一步壓實中介機構責任。對中介機構而言，最重要的是合理管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