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朱凱

    近年來，上交所聚焦推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強化“零容忍”震懾，及時對各類違規行為作出紀律處分。為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上交所持續完善紀律處分聽證、復核制度和運行機制，發揮自律監管內部救濟機制功能。通過復核機制，明晰自律監管邏輯和標準，傳遞一線監管立場。

    2019年至今，上交所共計作出308單紀律處分，涉及329家上市公司、1134名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及相關主體。其中，公開譴責案件93單，通報批評案件215單，并公開認定69名責任人不適合擔任上市公司董監高。同時，嚴厲查處財務造假、資金占用、違規擔保、內控缺陷等嚴重影響上市公司質量提高的違規行為，處理相關案件共計55起，占期間紀律處分總數的17.86%。

    針對上述紀律處分，上交所共處理復核事項13件，涉及復核申請人共計58名。相關復核案件主要特征如下：一是公司類型較為集中，主要為高風險上市公司，70%以上復核案件涉及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或已被退市的高風險上市公司；二是違規類型較為集中，主要為影響上市公司質量的突出問題，包括財務造假、違規擔保、資金占用、嚴重內控缺陷、董監高年報不保真等；三是申請主體較為集中，主要為個人，相關復核申請人中95%以上為上市公司董監高。

    控股股東掏空上市公司

    對“關鍵少數”主導實施的掏空上市公司行為，上交所予以嚴厲懲戒。此類案件提起復核的共有3起。從基本案情來看，主要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濫用控股地位，越過公司內部控制和決策程序，實施資金占用、違規擔保、開展不當關聯交易等違規行為，涉及金額巨大，情節惡劣。

    從復核審議情況來看，復核委員認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是資金占用、違規擔保的實際受益方，對違規不知情的理由難以令人信服；董監高未能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并保證有效執行，對公司經營管理和規范運作的監督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持續、深入關注和有效的監督舉措，未能達到勤勉盡責標準，不能以違規行為涉及犯罪、不知情、不參與為由推卸其應盡職責；公司獨立董事對督促公司建立健全有效內部控制、依法合規運作負有法定義務，在其未能勤勉盡責的情況下，理應承擔責任。

    上市公司定期報告對投資者決策具有重大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信息披露文件。上交所方面稱，定期報告披露違規類案件提起復核的共有5起，占比呈上升趨勢。從復核申請理由來看，申請人主要提出年報審議時間不足、董監高有權對年報不保真、不認可年審會計師意見等復核理由。

    對此，復核委員認為，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披露年報是上市公司及其董監高重要的法定義務。公司與會計師意見不一致等是需要董事、監事和高管積極履職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免責的理由。新《證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等法律、規章對董事、監事和高管對定期報告的保證義務以及異議機制均提出了具體要求。董事、監事和高管對定期報告發表異議，應當發表明確具體的意見并陳述理由，不能以籠統的不保真聲明免除其法定職責。

    并購重組信披違規

    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交易中披露的經營業績等預測性信息高度關注，此類信息具有較高的價格敏感性。

    此類案件提起復核的共有3起。從基本案情來看，一是重組預測性信息披露不準確，某公司收購標的實際業績僅達業績承諾的1/4，交易對方拒絕履行業績補償承諾；二是重大增資信息披露違規，某公司未及時披露收購標的無法取得重要采礦權的相關重大信息；三是重組文件等信息披露不真實、不準確。

    復核委員認為，交易對方作為標的資產的控制主體，對于業績預測的合理性及業績承諾實現的可能性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應當審慎預測并保障信息披露客觀合理，評估機構提供的評估報告僅作為參考，不能代替交易雙方的信息披露義務；公司披露的標的資產的相關信息與事實情況不符，具有誤導性，且未針對性提示標的資產的潛在風險，風險提示不到位；公司跨行業實施高風險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董監高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已經履行與重組風險程度相匹配的勤勉盡責義務，理應承擔責任。

    公司重大事項披露違規

    上交所立足信息披露監管，通過刨根問底式監管，對業績預告不準確、故意隱瞞重要信息、蹭熱點和炒概念等信息披露違規行為及時查處、嚴厲打擊，以切實保護投資者知情權。

    此類案件提起復核的共有2起。從復核審議情況來看，復核委員認為，針對業績預告不準確，獨立董事兼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對財務事項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僅片面籠統提醒公司注意業績預告準確性、被動等待公司及會計師向其匯報、依賴中介機構意見等，未能達到勤勉盡責標準。針對重大投資誤導性信息披露，相關風險提示公告故意隱瞞實際投資金額等關鍵信息，加重對投資者的誤導，且公司股價走勢偏離明顯，與對外投資公告之間存在明顯關聯性。

    上交所表示，下一步將繼續依法合規履行聽證、復核相關職責，引導監管對象充分尋求內部救濟。堅決貫徹落實零容忍、精準監管要求，加大對關鍵少數以及中介機構追責力度，凈化市場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