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上交所發布《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紀律處分實施標準（征求意見稿）》（下稱《實施標準》），向市場公開征求意見。據悉，《實施標準》是在《上交所紀律處分和監管措施實施辦法》基礎上研究制定的，旨在更好落實“精準監管、科學問責”，是一套操作性更強、市場預期更為明確的具體標準。

    《實施標準》公布了典型違規行為的處分標準，對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實控人、董監高的責任區分，對董監高的內部責任區分，上市公司“脫胎換骨”等整改情況的考量等問題作出集中回應。上交所表示，通過《實施標準》的公開，將進一步提高交易所的監管透明度，強化外部監督，規范監管履職行為，提高監管公信力。

    三個區分突出精準監管

    《實施標準》分為“總則”“一般規定”“分則”“附則”四章，共62條。整體來看，《實施標準》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式，對具備量化條件的常見違規類型規定了基本量化標準，并適當輔以“情節嚴重”等定性規定；對不具備量化條件的違規，作出定性規定。同時，通過進一步規范處分工作的內部程序，確保類案處理的公平一致。

    《實施標準》以“寬嚴相濟”作為責任區分的基本指導原則，著力精細責任區分，提高自律監管的針對性，在區分不同案件類型、同類不同個案、同案不同責任主體等方面作出針對性、差異化安排。

    首先，區分案件類型，嚴厲打擊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的實質違規。《實施標準》按照“管少管精才能管好”的要求，區分不同違規案件類型，考慮違規行為的性質和特點，在責任標準、處理力度上有所不同。對違規性質屬于單純的信息披露形式瑕疵、日常工作疏忽，也未對公司造成重大損失、市場反響不大的案件，主要以警示教育為目的，處理力度較輕。

    反之，對市場反響強烈、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擾亂證券市場秩序、觸碰監管紅線的財務造假、資金占用、違規擔保、重大并購重組違規等重大惡性違規，《實施標準》嚴格落實金融委、證監會“零容忍”的工作要求，明確公開譴責等較高檔次的處分標準，對主要責任人嚴懲不貸。

    其次，區分個案情節，充分考慮整改情況、主觀過錯等作出差異化處理。《實施標準》立足監管實踐，綜合考慮涉案金額和比例、實際損失、市場影響、整改情況、主觀過錯等主客觀具體情節，作出從重或從輕的差異化處理。典型情形如：自查自糾、快速整改、挽回損失并按規定認真披露的違規行為，可作為從輕、減輕或免除情節；當事人明顯疏忽所致的“無心之失”，也將其主觀狀態作為重要考量情節；涉案金額巨大、占比很高、對公司造成實際損失、市場影響惡劣的違規行為，或者故意實施、被發現后拒不核實、拒不整改也不及時對外披露的違規行為，依規嚴肅查處。

    具體條文上，《實施標準》采用“總-分”結構規定考量情節，在第二章“一般規定”中，歸納總結共性的從重及從輕、減輕、免除情形的同時，還在第三章“分則”中逐條列示了典型違規類型的考量情形，以提高處分標準的易用性與操作性。

    此外，區分不同責任主體，對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董監高責任作出合理分配認定。同一個案中，《實施標準》根據責任人的權限范圍、履職情況、知情參與情況、作用大小等，合理認定與分配不同主體責任，做到責罰相當，尤其注重提高區分上市公司責任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高責任的精準度。

    例如，《實施標準》第十一條明確，涉及控股股東、實控人濫用控制地位主導的違規行為，由其承擔主要責任；上市公司確不知情、沒有明顯過錯，董監高已勤勉盡責仍不知情，且發現違規后能積極采取補救措施的，給予從輕、減輕或免除的考量。

    上交所持續增強自律監管公信力

    上交所公司監管負責人表示，《實施標準》設計過程中結合了上交所多年紀律處分實踐中的難點、痛點問題，梳理了大量同類案例，對其進行責任區分、精細分類。“上市公司紀律處分工作經過多年實踐，對典型違規行為已形成比較成熟的內部處理標準，目前已具備對外公布的條件。今后還將根據市場情勢和監管導向持續優化完善。”

    上交所強調，將認真落實“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的方針，持續分析總結處分實踐，優化完善案件處理，著力精準監管、科學問責，不斷增強自律監管的公信力，促進上市公司規范治理、完善內控、提升信息披露質量，推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法律界專家分析，“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的核心是依法治市。依法治市需要市場各方法治思維、法律意識的培養，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就監管機構而言，將處罰標準絕對地、簡單地量化，不一定是最好的規則制定方式，其好處是直觀，但副作用是比較剛性，容易‘一刀切’。此次《實施標準》堅持‘寬嚴相濟’的原則，有相對明確的量化標準，也有適當的裁量空間，總體達到平衡，與交易所的監管職能比較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