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證監會與高盛亞洲、高華證券等九名主體達成行政和解。該案是證監會自2015年開展行政和解試點以來的首次實踐應用。業內人士表示，行政和解制度是在借鑒境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行政執法體制作出的重大制度創新，為全面提升執法能力水平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行政和解有利于提高執法效率、盡快恢復市場秩序，是一種較好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新型綜合執法方式。該案開創了行政和解的實踐先河，為完善行政和解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全面提高執法效率

    近年來，隨著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日益增多的違法違規行為對傳統監管執法體制形成巨大挑戰，行政和解作為一種有效提升執法效率、及時恢復市場秩序的補充性執法方式應運而生。

    目前在發達市場國家和地區，行政和解已成為廣泛采用的執法模式和制度選擇。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湯欣表示，和解制度在境外市場至少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行政和解機制，一種是民事訴訟中的和解機制，二者在證券市場中的作用相當重要。此次證監會推出的是行政和解機制，備受市場期待。

    據了解，采取這種執法方式的既有發達市場國家和地區（比如英國、美國、新加坡、德國等），也有新興市場國家（比如巴西等）。我國臺灣和香港也有專門的行政和解制度。在巴西大約有30%的證券案件以這種方式結案，英美兩國更是高達80%-90%。美國2014年處理的美國銀行違規銷售抵押貸款擔保證券案件，就以166.5億美元的“天價”和解金達成了和解協議。行政和解已經成為境外許多國家和地區在金融、反壟斷、反傾銷等商事領域的常用執法方式。

    分析人士指出，行政和解之所以成為許多成熟資本市場普遍應用的執法方式，主要在于其具有傳統行政處罰方式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一方面，行政和解有利于解決資本市場違法行為查處難、執法成本高的問題。由于資本市場交易關系復雜，涉及利益巨大，違法違規行為多呈現高智能、涉眾廣、跨區域的特點。實行行政和解制度，由雙方進行協商，能夠更加快速實現案結事了，降低執法成本，節約執法資源。

    另一方面，行政和解有利于破解制度供給不足或缺陷的現實難題。金融創新是資本市場永恒的主題，法律的供給與需求永遠是一對矛盾。采用行政和解，不要求強行作出當事人行為是合法或違法的明確認定結論，但可以根據當事人行為的社會危害后果，通過協商，以當事人交納相應數額的和解金等形式進行結案處理，從而較為靈活地破解執法難題，實現教育當事者，達到監管目的。

    再者，行政和解有利于減少和平息行政爭議。資本市場監管執法是監管機構實施的一種單方行為，但所做的行政決定有時得不到行政相對人的內心認同，轉而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尋求法律救濟。而行政和解制度通過當事人全程參與的協商機制，盡可能地聽取當事人等利害關系人意見，將原來監管機構的單方行為，轉變為雙方乃至多方的共同行為，更有利于實現案結事了，平息爭議，恢復秩序。

    不斷完善行政和解制度

    湯欣分析稱，在發達市場上，尤其是在美國的行政處罰，在資本市場執法過程中，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經常采取行政和解的處理措施，但SEC的處罰較為寬松，其允許行政和解的對方當事人在既不承認違法，也不否認違法的前提下，由SEC來形成和解。

    公開資料顯示，美國行政和解制度起步較早，相關立法最早見于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之后1996年行政爭議解決法和1998年行政爭議替代解決法也對行政和解作出規定。2003年《美國SEC行為規范》中的規則240（Rule240）專門對證券監管和解的條件、程序、和解建議的審查和批準、提出和解的建議人放棄的權利、對和解建議的最終接受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規范。據統計，SEC有50%以上的案件在進入正式的民事訴訟或行政審裁程序前和解，此外還有大量的案件在訴訟/審裁進行中和解（例如在某些動議提出或證據發現程序進行之后）。實際上，SEC調查的案件中只有大約10%最終走完民事訴訟或由行政法官主持的行政審裁程序。

    此外，在我國臺灣地區，《證券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締結和解協議處理原則》對監管機關和證券商、證券投資信托和期貨商等相對人達成和解協議的問題專門作出了規定。在我國香港，相關金融立法也明確規定證券監管機關可以針對證券違法行為與違法行為人實施和解，達成和解協議。

    湯欣表示，證監會目前實踐的和解處理辦法比SEC的尺度更嚴，同樣可以實現行政執法的基本目的。因此，盡早將已有制度落實，進行深入探索，對逐步地完善行政和解制度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