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新生

    2019年第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全年完成6%的總體增長目標沒有困難。然而，一些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到了極限，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低于6%，那么，中國經濟增長將出現嚴重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將會出現嚴重失速的現象。

    不能說這些學者杞人憂天，因為近些年中國經濟一直處于增長速度放緩的區間內。如果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就意味著就業崗位減少。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如果無法解決就業問題，那么，整個社會一定會出現混亂。確保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始終是中央決策既定的目標。

    筆者曾經多次呼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問題，正當其時。首先，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時候，人們才知道影響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究竟在哪里。我國一些重要的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出現嚴重虧損的現象，無論是中國石油還是中國鐵路都面臨巨額負債。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我國在粗放式發展過程中忽視了成本因素，單位生產效率遠遠低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如果不加大我國國有企業成本改革的力度，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革新挖潛，通過壓縮經營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度降低我國國有企業商品服務價格，那么，我國國有企業虧損的局面將持續下去，我國市場經濟一定會被徹底扭曲。

    建議中央政府專門成立價格小組，針對國有企業虧損問題，清倉核資，并在此基礎之上對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以及國有企業的管理成本進行仔細分析，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案。如果國有企業不通過精兵簡政，壓縮管理成本，減少交易成本，那么，國有企業虧損有可能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降。

    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命脈，國有企業的價格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國有企業價格改革過程中，必須考慮到國有企業的盈利問題。如果國有企業的盈利掩蓋了國有企業不合理的成本，中央政府應當采取果斷措施，在確保國有企業盈利增加的情況下，大幅度削減國有企業的成本，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我國基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大幅度降低，才能確保我國工業經濟和服務業實現快速發展。

    其次，必須高度重視我國稅收體系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要把一些沒有經過實踐證明可靠的東西當作是規律加以對待。大規模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企業輕裝上陣，提高競爭能力，但是，如果普遍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至少在國內市場上企業的競爭能力并不會實質性改變。所以，在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問題上必須尋求社會共識，但與此同時，必須實事求是，研究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與企業擴大規模之間的內在聯系。

    中國稅收制度和其他國家的稅收制度完全不同。中國的稅收制度是生產性的稅收制度，同時也是間接稅收體系。中國稅收制度的最大特點就在于，企業承擔80%以上的稅收負擔，而個人承擔10%到20%的稅收負擔。雖然個人承擔的稅收比例逐年上漲，但是從總體來看，中國企業仍然承受絕大部分稅收負擔。因此，如果把中國企業的稅負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企業稅負簡單類比，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

    中國企業稅收負擔相對較重，但中國企業商品和服務價格包含稅收的因素。中國企業銷售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中已經包含稅收成本，因此，中國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價格與某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價格相比較高也在情理之中。

    雖然各國稅收制度不同，但在中西方商品或者服務價格比較過程中仍然有跡可尋。實行消費稅的國家，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同時，需要繳納消費稅。繳納的消費稅和購買商品的價格加在一起，大體上可以看出消費者消費的總成本。從整體來說，日用消費品領域，美國等一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日用消費品價格仍然低于中國。如果因此把中國日用消費品價格相對較高歸咎于中國的稅收制度，難免會以偏概全。

    第三，影響中國商品服務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除了房地產、稅收、勞動力價格上漲之外，科學技術投入也是重要的因素。隨著消費升級，越來越多的電子產品走入千家萬戶，電子產品中核心的零部件都包含知識產權。由于知識產權價格不斷上漲，從而導致電子產品價格不斷上漲。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普通消費者使用的移動終端設備芯片和操作系統主要來自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美國高通公司以及美國其他芯片制造企業向中國出口移動終端設備的芯片獲取巨額的利益，而中國電子產品制造企業只不過是特殊加工企業而已。中國的許多移動終端設備生產企業雖然表面上有自己的品牌，但是，他們依靠自己品牌難以獲得知識產權利潤，他們只不過是來料加工裝配或者是美國等一些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芯片產品批發商而已。

    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包括科技創新因素。由于中國經濟發展仍然采取外延式發展模式，關鍵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的手中，因此，中國日用消費品銷量的增長并沒有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相反的，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依靠知識產權交易從中國市場獲取了豐厚的利潤，而中國消費者則因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中國已經意識到科技創新對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一方面對我國房地產市場實施嚴格的宏觀調控政策，另一方面通過稅收調節機制，鼓勵企業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國務院已經出臺一系列文件，明確規定如果企業加大技術投入，將企業利潤用于技術改造，可以減少增值稅負擔。國務院制定的增值稅扣除政策，就是要鼓勵企業加快科技創新步伐，依靠科技創新掌握核心技術，通過科技創新不斷滿足消費者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總而言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如果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瓶頸制約因素，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那么，中國仍然會回到粗放式經濟發展道路上去。

    每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時候，總有一些經濟學者鼓吹中國應當發展房地產業，拉動城市經濟的增長；每當中國經濟增長遇到困難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總是習慣于通過加大政府投資力度，確保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如果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解決中國價格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大幅度降低國有企業產品服務價格，高度重視稅收制度改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逐步解決過渡依靠生產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那么，要素投入強刺激可以使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實現快速增長，但是從長期來看，一定會出現更加嚴重的問題。

    中央之所以提出加快供給側改革的力度，就是要通過革新挖潛，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降低國有企業商品服務價格，通過科技創新，培育新的產業，發現新的動能，減少企業成本，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6%不是問題，關鍵是要上下聯動，徹底解決地方政府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路徑依賴問題，依靠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科技創新投入有一定的周期，如果在科技創新過程中盲目追求速度，那么，必然會導致科技創新出現嚴重的“泡沫化”或者虛假現象。我國在新能源汽車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充分說明，科技創新必須尊重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科技創新必須量力而行。只有依靠科技創新催生新的產業，拉動經濟增長，中國才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