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春風化雨，40年風云際會，40年披荊斬棘。“中國40年改革開放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發端，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從“淺水灣”走向“深水區”，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書寫了中國道路和民族命運的壯麗篇章。

    40年翻天覆地的變化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一、中國經濟40年

    脫胎換骨

    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像中國這樣，用40年的時間實現了化蛹為蝶的傳奇蛻變。2017年我國GDP達到12.25萬億美元，是1978年GDP的81.9倍，年均GDP增量高達3103億美元，接近以色列2017年的GDP總量。從我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來看，1978年僅為1.8%，到2011年首次超過10%，2017年已達到15%左右，比第三名的日本高8.5個百分點。隨著經濟總量快速增長，我國人均GDP已從1978年的156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8123美元，增長了約51倍，比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高129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已經位于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二、中國經濟40年

    閃光足跡

    改革開放歷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目標探索階段（1978~1991年）、框架構建階段（1992~2002年）、逐步推進階段（2003~2012年）和全面深化階段（2013~）。

    （一）目標探索階段（1978~1991年）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前，這一階段的改革開放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相繼進行，其間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為下一步總體框架的構建奠定了基礎。

    1.指導思想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終止“以階段斗爭為綱”的路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實行對外開放必須對原有的經濟體制特別是涉外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因此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相輔相成。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以改革開放為強國之路，并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2.重要實踐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鄉鎮管理制度、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鼓勵農民搞多種經營等，農村經濟迅速發展，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對外開放。這一時期我國對外開放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試辦經濟特區；二是開放沿海城市；三是進一步擴大沿海開放區域；四是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

    （二）框架構建階段（1992~2002年）

    從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到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前，是我國改革開放目標模式確立和基本框架的構建階段。這一階段，國家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大步推進財政、稅收、金融、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體制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建立并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逐步展開；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進一步完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深化；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1。指導思想

    繼續堅持改革開放。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做出的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戰略決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有必要繼續堅持。

    構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基本框架。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制定了繼續深化改革的總體藍圖，將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系統化，構建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是這一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使我國改革進入了全局性整體推進的新階段，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所有制結構方面，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并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并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分配制度方面，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十五大提出要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

    2.重要實踐

    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積極推進各項配套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從1993年開始，我國在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相繼取得重大突破。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促進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三）逐步推進階段（2003~2012年）

    從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至2012年11月十八大召開前，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階段。這一階段，黨中央、國務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基礎上，堅持改革方向不變，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

    1.指導思想

    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各方面改革，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取得重大進展。黨的十六大立足于中國已經解決溫飽、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的基礎，進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構想，并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了黨章，強調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重要實踐

    農村綜合改革逐步深化。一是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完善土地流轉辦法，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改革征地制度；二是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農產品市場和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三是深化農村稅費改革。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F代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財稅、金融、投資、社會領域、就業和分配體制改革等穩步推進。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四）全面深化階段（2013~）

    從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至今，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階段。這一時期，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任務，我國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斷增強，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拓展，推出1500多項改革舉措，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開放型經濟水平全面提高。

    1.指導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開放。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會議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這一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許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極大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改革開放理論：一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完整地展現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提供了強力保障；二是提出和貫徹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實現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創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勢下要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如何實現發展的重大問題；三是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習近平總書記根據對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科學分析，提出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重大戰略判斷，深化了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為把握經濟形勢、制定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科學指導；四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應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五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利于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形成改革開放新的動力源，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重要實踐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繼續深化國企改革。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問題導向，堅持試點先行，國有企業改革呈現出全面推進、重點突破、成效顯現的嶄新局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改革發展道路。一是基本完成了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出臺了“1+N”政策，形成了頂層設計和“四梁八柱”的大框架；二是改革重點任務不斷落實落地，重點難點問題不斷取得新突破，包括深入推進“十項改革試點”、穩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國資監管體制機制不斷優化等。

    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財稅、投融資體制、市場準入、信貸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及小微企業、產權保護等多方面出臺政策，優化、改善營商環境，鼓勵民營企業發展。

    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通過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

    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三、財稅改革成為

    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財政分配體制是“總額分成、一年一定”，也就是所謂的“統收統支”。1980年2月，國務院頒發《關于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決定從1980年起統一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新體制，按照行政隸屬關系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支范圍，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包干使用。實行兩步“利改稅”后，適應新形勢的需要，1985年國家調整了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1988年，國家再次調整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實行了“多種形式包干”的體制。l992年，十四大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建構，財政包干體制已明顯滯后，要求財政分權改革進一步深化，并建立新的更加規范的財政管理體制與之協調配套。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新體制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合理劃分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并根據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明確劃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權，進一步理順和規范了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還建立了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從1994年至今，在分稅制框架內推進了一系列具體改革，包括出口退稅機制改革、農村稅費改革、財政支出管理體制改革、所得稅改革、《預算法》修訂、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國地稅征管體制改革、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改革、資源稅改革，并開征車輛購置稅、出臺環境保護稅法、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推進財政資金統籌使用、調整相關稅種收入中央地方劃分比率等。亞當·斯密曾說過，財政乃庶政之母。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未來財稅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現代財政制度。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再出發，到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需要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改善財政支出結構。近些年來，我國財政支出中公共服務、減貧等民生支出比重有所增加，政府行政性支出和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與國際通常情況相比，我國財政預算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重仍然過高，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支出比重仍然偏低。從廣義公共支出看，政府投資支出顯著過高。未來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一個主要內容，是改善財政支出結構，向服務公眾、改善民生的方向轉型。要繼續推進實現預算公開透明、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并且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改變財政預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分立的狀況。

    從“民生財政”的角度分析，民生是社會權利維度的基本問題。財政改革要從龐大農民工群體的基本權利保障入手來考慮，城鄉區域人口大規模流動對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責任劃分提出了新的挑戰。流動兒童的教育、醫療和養老、農民工的基本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務的同城待遇等民生問題，都要求財政從地理靜態轉向人口動態，讓“公共服務找人”，而不是讓“人去找公共服務”，讓包括流動人口在內所有人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中央轉移支付與農民市民化掛鉤、實現流動兒童生均經費可攜帶、與人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共同事權和支出劃分改革等，表明財政改革正在朝著治權的方向前進，為國家治理奠定基礎。

    雖然減稅降費以后財政收入會減少，但現在的公共支出和社保支出相對不足，需要進行結構調整。近年來，在減少和規范專項轉移支付，增加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方面有小幅改善，但現在的一般性轉移支付不足，具體的標準并不明確，其實可以根據中小學的適齡兒童數量等來確定教育支出，保證在公共服務方面做得更好，減少差距。專項轉移支付又太多，轉移給哪個地方也沒有具體標準，導致使用效率很低。通過調整可以實現更公平有效的財稅體制改革。

    要進一步降低企業非稅負擔。降低合規費用，停征、減免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等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標準，深入治理亂收費，讓企業輕裝上陣、聚力發展。設立國家融資擔?；?，采取再擔保、股權投資等形式支持開展融資擔保業務。完善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政策和稅費優惠政策，緩解小微企業、“三農”主體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四、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建設依然在路上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資本市場。沒有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就很難有中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很難有今天如此強大的金融體系競爭力。今年是中國資本市場從創立到發展的第28個年頭。28年來，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經歷了“摸著石頭過河”、“先探索試點，再規范發展”等等階段，逐步走出一條“符合市場規律且尊重國情”的道路，成長為世界第二大規模的資本市場。我國金融體系市場化程度有了根本性的提高，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展，證券化金融資產的規模在不斷增大，其比例也在不斷提高。在市場化的同時，中國金融科技化程度也越來越高。中國金融的功能也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從單一的融資服務過渡到提供融資服務和財富管理雙重功能并重的時代。金融已承擔起居民和社會所要求的財富管理使命，這意味著資本市場的作用將更充分發揮。

    中國資本市場發展起步于1990年滬深兩個交易所的成立，這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大里程碑。兩大交易所的運行具有開天辟地的意義，而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更是對資本市場發展、兩個交易所迅速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掀開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篇章。

    2005年進行的股權分置改革是資本市場發展的第二個里程碑事件。股權分置改革給了中國證券市場第二次發展的動力和空間，甚至是第二次生命。如果滬深兩個交易所的成立運營是開天辟地，那么，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則是登高望遠，創建了一個嶄新的平臺。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非常快，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卻比較緩慢，股權分置給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制約作用。所謂股權分置，即當時A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分為流通股與非流通股，這就造成上市公司有兩類流動性存在明顯差異的股份，同時這兩類股東也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流通股股東希望企業能做好，增加利潤。而非流通股股東，因本身股份不能轉讓，其興趣點主要在于融資，至于企業是否能夠做好，他們并不是特別關心。股權分置問題長期懸而未決，不僅影響市場對A股股票進行合理估值，影響證券市場預期的穩定，使上市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礎，更是影響市場投資者信心的重要因素，是造成股市長期低迷的關鍵癥結之一。改革讓我們必須造就一個所有股東利益一致的股權結構，讓這兩類股東具有共同的目標，讓兩類股東資產具有共同的流動性。中國資本市場要增強實力，就要讓大型國企回歸A股市場，并努力把優質企業留在國內資本市場，讓國內的投資者分享這些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所創造的財富，同時通過改善上市公司結構來提升中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力。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可以充分體現出這一點，從當年額度審批制到如今的核準制，再到目前正在探索的注冊制，不斷向市場化方向邁進。從發行上市到信息披露，從并購重組再到退市機制，中國資本市場已擁有一整套完善的機制規則，資本市場規則正在逐步定型。

    五、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全面擴大開放

    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是先行先試、先易后難，又統籌兼顧、協調推進的歷程。“摸著石頭過河”這一經典話語，對于大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進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戰略指導作用。改革首先聚焦“三農”，然后逐步從農村到城市、由農業到工業、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由沿海到內地；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步過渡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由點到面，是改革開放的經驗之一。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無論是農業改革還是工業改革，決策之前，試點先行，驗證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科學，取得經驗后再擴大到面、擴大到全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由點到面逐步推廣的典型案例。

    上下聯動，是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之二。如果只有決策層面的主觀意志，而沒有群眾層面的主動配合，不可能達到目的；同樣，如果只有群眾層面的主觀意志，而得不到決策層面的支持，一樣也不會成功。經濟特區的成功設立，就是上下聯動的又一典型案例。

    改革之箭已經射出，不可能再收回；開放的大門已經打開，不可能再關閉。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讓改革更深更準，讓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對改革開放40年最好的紀念，就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判斷改革成效的標準不在于出臺了多少文件，而在于促進了什么樣的發展，改善了何種程度的民生。換言之，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多少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

    進入新時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改革發展面臨著新任務新挑戰。今天，改革開放又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推進改革開放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國際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世界正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國內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越發突出。要綜合運用四大政策手段：一是處理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系；二是大力推進“有感”減稅降費；三是給民營經濟預期注入確定性；四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凝心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從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到運用試點先行、逐步推廣的科學方法；從堅持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相結合，到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堅戰，促進“六穩”工作落地見效……新一輪改革開放要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定力和韌勁，驅動中國號巨輪駛向更加深廣的水域。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必過萬重山。我們要堅定信心、保持耐心、瞄準靶心、樹立雄心，絕不犯顛覆性錯誤，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旗幟舉得更高，把改革開放的腳步走得更穩。開新局于偉大的社會革命，強體魄于偉大的自我革命，攜手創造下一個40年的更大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