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 劉曉光

    2018年注定是中國宏觀經濟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年。中國經濟全面步入新常態的新階段。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下行壓力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2019年也必定成為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一、2019年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階段的關鍵一年。一是經濟增速換擋還沒有結束；二是結構調整遠沒有結束，結構性調整剛剛觸及本質性問題；三是新舊動能轉化沒有結束，政府扶持型新動能向市場型新動能轉換剛剛開始；四是在各種內外壓力的擠壓下，關鍵性與基礎性改革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全面出現。

    二、世界結構的裂變決定了即使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和解，但是，世界經濟周期整體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續錯位、中美沖突在其他領域的展開也都決定了2019年中國外部環境更加復雜。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下降、人民幣匯率承壓以及局部外向型產業和區域出現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

    三、2019年面臨經濟下行周期與金融下行周期的重疊，外需回落與內需疲軟的重疊，大開放、大調整與大改革的重疊，盈利能力下降與抗風險能力下降的重疊。這決定了2019年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

    四、問題倒逼改革！2019年將在開放、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倒逼下，全面開啟新一輪全面改革開放浪潮和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將重構中國經濟市場主體的信心。

    五、2018年各類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提前釋放了悲觀情緒，自三季度以來“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將在短期有效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宏觀經濟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場主體預期的要好。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在上述判斷和預測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下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一是2018年中美貿易沖突標志著世界經濟結構和秩序進入裂變期，大國之間的博弈進入沖突期，這需要我們進行國際戰略調整和重構。二是，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和中國改革的新窗口期決定了中國新常態全面步入了新階段，必須全面開啟第二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與體制性問題。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沖突中要以自由主義對抗新保護主義、用多邊和雙邊主義對抗孤立主義、用新合作對抗新冷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三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

    2019年“六穩”工作的核心在于“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于“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于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松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于市場主體對于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于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穩增長”依然要定位于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于“穩投資”。

    （注：本文節選自《2018-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報告》，題目系編者所加。該《報告》是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課題組集體討論的產物，執筆人為：劉元春、劉曉光。劉元春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曉光系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