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園申請轉為普惠性幼兒園，一般是將收費降低，標準約為超過公辦園學費30%-50%，但相應的，成為普惠性幼兒園后，民辦園得到的政府資助卻很少。”

    紅黃藍教育股價50%的暴跌，體現了社會資本對學前教育新政24條的不知所措。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11月15日播發，《意見》第24條提出遏制民辦幼兒園過度逐利行為，要求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

    “民間資本對學前教育的投資肯定會減少，因為我國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很多是投資辦學，而非捐資辦學，也就是說，他們就是為了營利的。”11月16日，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如是說。

    在遏制過度逐利行為的同時，也要拓寬途徑擴大資源供給。“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加大資金投入，對普惠性幼兒園進行補助、扶持，而地方政府的投入意愿，決定著《意見》能否在各地得到落實。”儲朝暉說。

    《意見》延續了以往學前教育的發展目標，提出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0%。

    上市禁令為什么給了幼兒園

    隨著修訂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施行，正有越來越多的民辦學校進入資本市場。截至2018年8月，來自內地的民辦教育企業，在香港上市的已有12家，正在上市處理中的有10家，其中多數為民辦高中和大學。

    “《意見》會不會是一個信號，即其他領域的民辦學校也會面臨如此嚴格的上市管制呢？目前無法預測。”11月16日，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說。

    不過，幼兒園在民辦學校中有特殊的分量。“民辦幼兒園差不多占到我國民辦學校總數的90%，《意見》要求民辦園不準上市主要出于防范風險考慮，可以確保辦園資金的穩定性。”儲朝暉說。

    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2017年7月23日曾撰文指出，在面對資本時，民辦園辦園者要審慎選擇。她寫道：當資本借助民辦園的力量成長壯大后，就可能在兩年解禁期結束后將源自民辦園的原始股變現退出。最終可能帶來的結果是，資本壯大，民辦園滅亡。

    “這也許是極端現象，但總體上，資本市場的營利性，與學前教育作為準公共服務的理念存在不符之處。”儲朝暉說。

    公辦園迎來發展契機

    《意見》指出，目前學前教育仍是整個教育體系的短板，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十分突出，“入園難”、“入園貴”依然是困擾老百姓的煩心事之一。

    根據教育部《2017年教育統計數據》，全國幼兒園總數254950個，民辦園數160372個，占比62.9%。其中城區總園數78961個，民辦園數60655個，占比76.8%，這個比例高于城鄉接合部、鎮區和鄉村。

    2017年，民辦園在園人數為25723434人，占全國總在園人數的55.9%。《意見》要求，到2020年，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全國原則上達到50%。

    “公辦園的規模一般比較大，在園學生人數也就多，所以盡管公辦園數量比民辦園少很多，但在園人數并不太少。”儲朝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實現公辦園在園人數占50%的目標并不太難，只需要全國再增加1萬所左右公辦園即可。”吳華認為。

    但數據“達標”與適齡兒童父母的親身體驗是否相符？根據公開信息，北京市海淀區目前有171所幼兒園，其中公辦園121所，民辦園50所。但公辦園就在家門口卻入園難的報道屢屢見諸報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公辦園中，各類駐區單位辦園就有105所。據報道，一所大學附屬幼兒園就只招收本校內部教職工子女。

    如此情況下，切實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增加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0%。

    “錢應該更多花在老師身上”

    公開信息顯示，2018年到2020年，北京市學前教育學位缺口為17萬-18萬個，北京市計劃今年新增3萬個學位。

    “我們特別提倡和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學前教育領域舉辦幼兒園，特別要鼓勵舉辦老百姓能得到實惠的普惠性幼兒園。”北京市教委主任劉宇輝今年年初表示。

    在公辦園在園人數達到50%的情況下，要想實現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0%的目標，意味著需要將目前大多數的民辦園變為普惠性民辦園。

    “問題在于，地方政府沒有權力強制民辦園轉為普惠性幼兒園”，吳華說，另外，政府對普惠性幼兒園的資助力度產生的吸引力也有限。

    儲朝暉介紹，不管是新建公辦園，還是支持普惠性幼兒園，均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數據顯示，2016年學前教育財政性經費也僅占教育財政性經費總投入的4.2%。儲朝暉建議這一比例提高至9%左右，但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達到了這個標準，“大多數地區還比較難”。他說。

    “民辦園申請轉為普惠性幼兒園，一般是將收費降低，標準約為超過公辦園學費30%-50%，但相應的，成為普惠性幼兒園后，民辦園得到的政府資助卻很少。”吳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以至于一些民辦園成為普惠性幼兒園后質量不升反降。

    對此，《意見》提出優化經費投入結構，包括國家逐步提高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和支持水平，中央財政繼續安排支持學前教育發展資金，研究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等支持學前教育發展的政策等。

    政府對普惠性幼兒園補多少、補在哪些地方，各地目前尚未明確。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李敏誼向記者介紹，在學前教育比較發達的挪威，幼兒園公、民辦的比例各占50%。但即使是民辦幼兒園，在幼兒園辦學成本分擔中，中央政府約承擔50%，市政府承擔約30%，剩下的20%由學費承擔。

    而在政府承擔的經費中，約80%用于生均經費和教師工資，20%用于幼兒園運營。李敏誼認為，這給我國財政扶持普惠性幼兒園提供了啟示，“錢應該更多花在老師身上，而非硬件建設”。

    《意見》提出，2019年6月底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進一步完善普惠性民辦園認定標準、補助標準及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