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和林

    針對當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減稅降費如何讓企業有更多獲得感等社會關切的熱點問題，財政部長劉昆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積極財政政策不是“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而是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有效性，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除減稅降費之外，增加政府支出也是常用的一項措施。政府支出主要指由政府為主導的消費及投資行為。政府支出的合理使用，是財政政策實現預期目標以及增加人民獲得感的關鍵。

    “更加的財政政策”該如何“積極”？如何避免政府投資導致基礎設施低效率和擠出效應？筆者認為，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在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必須考慮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尤其是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

    立足于改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政府投資，勢必要突出民生和生產。當前，發展不平衡問題主要表現為發展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和社會公平需求。在經濟方面，首先是收入不平衡，地區經濟和城鄉收入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其次是消費不充分，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不高，最近幾年雖有了明顯上升，但直到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也只有53.6%，離發達國家的70%仍存在較大的差距。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有了長足的提高，但隨之擴大的還有個人收入之間的差距。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些年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雖有所緩和，但基尼系數仍保持在0.46以上，屬于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同時，近年來我國消費領域發生巨大變化，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直接導致消費能力出現嚴重分化，進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這將對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已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必然要求。

    因此，更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以轉移支付為重要手段，通過安排中央專項扶貧資金，繼續推進扶貧工作，尤其是對“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要加大扶貧力度。同時，通過安排就業補助資金、基本養老金轉移支付、困難群眾救助補助資金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發展不平衡在社會方面表現為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平衡，不管是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教育投入還是衛生健康投入，農村都明顯低于城市，而西部又明顯低于東部。另外，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也較低，難以滿足人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也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不管是道路交通還是教育、醫療衛生，實際上對于群眾生活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而這種廣義的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在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東部地區已經相當完善，而中西部地區仍然很不充分。造成這種差異的諸多成因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公共財政服務支出的分配不公平。這種不公平，不僅實實在在地影響到群眾的生活質量，而且也直接影響到群眾所能感受到的“獲得感”，從而影響群眾對我國經濟發展成果的認同感。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著力于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相關研究也顯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和水平不僅能夠幫助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且能有效縮小我國居民間的消費差距。

    具體措施包括：首先，中央政府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使得農村地區獲得更多的福利性財政投入，使公共服務在廣度和深度上在農村地區均得到提升；其次，強化省級政府在農村醫療衛生、基礎教育、農村水利、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責任；第三，明確縣級政府在落實民生政策、提供基本公共福利服務的實施主體責任，提高民生福利支出保障的實現程度，努力促進城鄉間基本公共福利服務的均等化，熨平城鄉間因福利財政分配差距而導致的消費差距。

    發展不平衡還表現在人與自然發展仍然不平衡，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態環境需求不能得到滿足。不同地區在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程度上存在較大差異，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由于以經濟發展為各項工作的重心，對環境保護的投入相對偏少，造成資源環境破壞較為嚴重。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支持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的同時，應當對環境治理工作給予支持，比如，投入資金幫助建立工業污水處理廠等基礎設施項目。

    同時，通過產業的梯度轉移等方式，將東部地區的一些產業、技術和人才轉移到中西部地區，解決中西部地區發展需要的資本、技術和人才等問題，從而使中西部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東部發達地區可以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建立起先富帶動后富的地區幫扶機制，實現共同富裕。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