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10月26日，歐央行宣布從2018年1月開始縮減當前每月600億歐元的資產購買規模至300億歐元，這意味著歐元區超寬松貨幣政策時代正在終結。而此前，美聯儲已于10月份啟動縮表進程，日本央行亦有關于寬松政策退出路徑的討論。可以說，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的終結，是基于各國經濟逐步走出危機、重回恢復性增長的背景下而做出的決定。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十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終結？答案卻是未必。在筆者看來，危機的影響遠未消除，近年來全球黑天鵝事件頻出，發達國家政治領導力下降，顯示寬松的貨幣政策治標非治本，緩解危機的同時，主要促進了全球資產價格的上漲，而對實際工資提升有限，各國貧富差距加大，不平衡加劇，是引發政治亂象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危機并非結束，而仍在持續。

    量化寬松下的經濟增長恢復

    從增長指標來看，全球經濟似乎已走出危機。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3.2%，好于2008年全球3%的增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17年、2018年全球GDP將進入上升通道，增長分別為3.6%和3.7%。其中，美國經濟雖然不及預期，但整體來看，2017年增速也將比2016年有所恢復，或達到2.1%。

    歐洲經濟更是成為今年全球亮點，正如筆者在2017年歐洲系列文章中提到的，歐洲大陸的復蘇是普遍的，在核心國德國、法國，建筑工地隨處可見，受英國退歐影響，越來越多的金融企業開始把一些倫敦業務部門遷至法蘭克福；曾經深陷債務困擾的西班牙是歐洲經濟的領頭羊，給人驚喜；在北歐，瑞士房地產市場一片欣欣向榮，到處是新開工的氣息，甚至出現了房地產泡沫的警告。

    日本經濟進入了十年來最長增長期。今年二季度日本實際GDP實現2015年以來最高增速，季環比增長0.6%，季環比折年率增長2.5%，而這也是日本經濟連續第六個季度增長，為十年來最長增長期。如果日本經濟擴張延續到第三季度，這將是2001年以來的最好表現。也正是日本經濟的積極表現以及抗通縮有所成效，使得安倍能夠連續第三次擔任日本首相，成為戰后日本執政期最長的首相。

    而新興市場國家方面，得益于美元由強轉弱的出現，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表現也在今年出現反轉，由降轉升，資金流入進一步增加，市場情緒轉為樂觀。IMF預測今明兩年，新興市場國家增速分別為4.6%和4.9%，仍將引領全球經濟增長。其中，中國和印度的高速增長貢獻顯著，而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國家的增長預期也均被IMF上調。

    在筆者看來，全球經濟恢復主要歸功于危機以來各國相繼推出的量化寬松政策。實際上，危機以來，各國幾乎把貨幣政策應用到了極致，如量化放松、負利率等創新不斷打破原有理論框架。從各國央行資產負債表來看，如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比金融危機前擴大5倍，歐央行擴大3.7倍，日本央行擴大4.5倍，均證明了這一說法。

    而如今增長恢復也促使各國寬松貨幣政策逐步退出。如美聯儲已于2015年12月開啟歷史性加息，至今已經加息四次，并于今年10月啟動縮表進程。歐洲央行也于10月26日決定從2018年1月份開始將當前每月600億歐元的資產購買規模縮減至300億歐元，說明歐元區超寬松貨幣政策時代正在終結。而日本央行雖未提退出寬松政策，但實際上，也在操作中減少了央行購債規模，加之此前已傳出日本央行已經開始討論寬松政策退出機制。這顯示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未來逐步收緊將是基本方向。

    收入差距、社會割裂削弱領導力

    盡管經濟向好，非常規政策逐步退出，但筆者并不認為危機已然終結。相反，近年來全球黑天鵝事件頻出、發達國家政治領導力下降的事實，在筆者看來，顯示了寬松政策治標非治本的困境。

    以美國為例，可以看到，當前美國房價已經回到危機以前的水平，2012年到2016年美國標準普爾/CS房價指數年復合增長達到6.6%；道瓊斯指數也已突破23000點，創歷史新高。然而，相比之下，美國工人實際工資近30年來增長幾乎停止，根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報告，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脹因素，美國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長僅0.2個百分點。而資產價格的攀升則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同時加劇了社會普通民眾的不滿，進而演化成政治上的黑天鵝事件。

    縱觀全球，這種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正在蔓延。如英國退歐的出現，以及德國極右勢力的興起并成為德國第三大政黨，民粹主義興起的背后均反映了其社會階層更加割裂、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的事實。今年以來，西方年輕一代國家領袖相繼出現，如最新當選的奧地利總理——31歲的庫爾茨，新西蘭總理——37歲的杰辛達·阿德恩等，也主要抓住了選民對于社會現狀不滿、尋求改變的迫切希望。但很難想象，缺乏系統的施政綱領，資歷尚淺憑借迎合民眾的選舉口號而上任的領導人，有足夠的能力給國家穩定發展助力。

    總之，筆者認為，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仍在持續，特別是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雖然用到了極致，幫助經濟增長有所恢復，但劫貧濟富的政策卻催生了公共政策領域的危機，給未來全球經濟增長增加了變數。相比之下，金融危機十年來，給中國帶來了彎道超車的機會，如近年來中國出口全球份額不降反升，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場，中國“新四大發明”領先全球，以及“一帶一路”、亞投行、人民幣加入SDR顯示國際影響力亦不斷提升等，令人欣慰。

    （作者系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