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歆

    “飚高”的大宗商品價格漲速，正在遭遇政策面高頻的“安全駕駛”提示。

    5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要跟蹤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市場變化，做好市場調節，應對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及其連帶影響。加強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配合，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事實上，這并不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在年內第一次被國務院重要會議聚焦。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南京主持召開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視頻座談會，會議指出，“當前國際環境依然復雜，帶來多方面影響特別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快”；4月8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的第五十次會議強調，“要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特別是關注大宗商品價格走勢”；4月9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參會專家和企業家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帶來企業成本上升壓力很大，李克強總理指出，“加強原材料等市場調節，緩解企業成本壓力”。

    筆者認為，從3月25日至5月12日的33個工作日內，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事宜4次被國務院重要會議提及，且發改委、工信部、央行等部門分別就此表態，可見，政策面已經對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及其連帶影響形成合圍應對之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于國內資產價格的傳導有望得到遏制。

    首先，結合目前全球經濟復蘇態勢來看，大宗商品在需求側存在明確的邊際限制，價格長期、快速上漲的支撐力不足。

    雖然美國等部分主要經濟體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但客觀來看，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并未顯著快于預期，主要依靠流動性寬松帶動的通脹，難以長期支撐所謂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

    其次，從重要會議的高頻部署，以及有關部門的協同表態來看，中國經濟應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的政策空間充足、產業發展韌性較強。

    去年以來，面對復雜的全球經濟形勢，我國宏觀政策始終堅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以我為主”，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因此，目前我國有充足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帶來的輸入性通脹風險。同時，我國市場規模較大，制造業門類齊全，產業鏈、供應鏈自我調整的適應性強，科技創新正在推進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這些因素都有利于中國經濟更好應對和消化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影響。

    第三，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能夠更為有效地應對輸入性通脹的影響。

    數據顯示，2020年6月1日至今年5月13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逾10%、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累計升值超過5%。匯率彈性加大帶來的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弱國際大宗商品漲價導致的進口成本上升。

    第四，期貨市場的高質量發展以及金融工具的進一步豐富，有助于企業更好進行風險管理。

    5月8日，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指出，期貨行業要牢牢把握新發展機遇，加大國際化進程，提高我國在大宗商品市場的全球定價影響力。監管部門要積極創造條件，推動期貨市場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要積極拓展期貨品種服務實體經濟的深度，鼓勵期貨經營機構壯大資本實力，不斷摸索好的業務模式，為實體企業提供大宗商品現貨供應、風險管理等綜合性服務，提升跨境服務能力和對全球資源的掌控能力。方星海強調，期貨行業要加強對大宗商品價格的深入研究，充分發揮期貨市場功能。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國際大宗商品漲價帶來的輸入性通脹風險確實是可控的。此外，二級市場的表現，或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資金對于未來大宗商品價格走勢的看法——昨日，A股市場黑色金屬板塊跌幅居首，有色金屬、油氣管網等板塊也跌幅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