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蘇向杲

    國外資本市場大火的董責險，在A股卻怎么都火不起來。

    近日，康美藥業被一審判決賠償投資者24.6億元一案受到資本市場廣泛關注。其中，5名獨立董事（4人為大學教授）合計被判承擔民事賠償連帶責任高達3.69億元，巨額判賠引發了市場對獨董等上市公司高管職務行為風險的討論，其中，分散該類風險的董責險也受到資本市場的關注。

    不過，董責險在國內資本市場依然相對“冷門”。平安產險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截至今年10月底，僅有650多家投保了董責險，投保率不足15%。”

    董責險在我國

    遭遇“水土不服”

    董責險的全名是“董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該保險旨在保障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履行其職務行為過程中的“不當行為”（包括疏忽、錯誤、誤導性陳述及違反職責等）所引起的法律責任而給其個人帶來的損失。

    董責險是舶來品，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60年代以后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近幾年，董責險在美國上市公司的投保率高達90%以上。不過，該險種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后遭遇“水土不服”，投保率相對較低，市場發展一直不溫不火。

    過往幾年，董責險屢次引發資本市場關注，主要源于幾次大的造假事件。例如，2020年4月份，瑞幸咖啡自爆財務造假，其投保的總限額高達2500萬美元的董責險隨之受到資本市場和保險業的關注。今年11月12日，康美藥業造假案一審判決出爐，董責險再次受到關注。

    不過總體來看，A股上市公司對董責險的投保率依然很低，超過八成的上市公司不愿意投保該險種，其中的原因較多，平安產險相關負責人將其歸納為五大原因。

    一是，董監高忽略了過錯推定責任。在康美藥業案之前，上市公司的董監高往往認為自身只要在權責范圍內盡了合理義務、就不會有問題。但實際上我國信息披露違法追責采用的是過錯推定責任，即除非相應的董監高可明確證明其自身已履行勤勉盡責的義務，否則均需承擔相應責任，這一點從過往的多個行政處罰決定書與康美藥業案的判決書中均有體現。從康美藥業案也可以看到，只要在相關財務報告中簽字，不知情、未直接參與、不存在故意或過失、已勤勉盡責、不屬于自身專業范圍、難以發現造假行為等抗辯理由均不足以免責。

    二是，上市公司普遍認為，只有財務造假需要賠償投資者，但財務造假保險不會賠給董監高等，因此沒必要購買。事實上，A股信披問題當中有很多不涉及財務造假，同時，保險市場標準的董責險條款均有如實告知及不法行為“可分性”設計，即，針對造假的相關主體絕不賠償，但針對不知情且未參與者可按照保險合同獲得相關賠償。

    三是，上市公司認為獨董責任極少，不需要買保險。過往案件中，獨立董事往往會以在公司日常經營中參與程度較低來進行抗辯，但根據康美藥業案件判決，5名獨立董事合計被判承擔民事賠償連帶責任高達3.69億元，而這5名獨董在康美藥業2018年年報中的報酬僅3.7萬元至14.8萬元不等，與其所面對的風險嚴重不匹配。因此，面臨可能數億元的潛在賠款，獨董不可再按以往思考方式判斷未來風險，考慮是否在同意上市公司獨董的委任前要求上市公司為其投保董責險成為一種可能。

    四是，領導不同意只能放棄投保。曾有部分上市公司的董秘或董事極力希望推動購買董責險、以幫助公司及個人更好的管控風險，但因成本或其他問題，上報到董事長或相關管理層時卻無法獲得通過，只能作罷。

    五是，董監高存在僥幸心理，認為有人會為自己買單。此次康美藥業因賠償金額巨大，康美藥業為董監高就此次股民索賠直接承擔賠償責任的可能性仍高度存疑。在過往案例中，除上市公司獨自擔責以外，也有案件由實控人等買單。

    就董責險低投保率這一現象，蘇黎世保險（中國）公司特殊風險部高級總監毛亮與平安產險相關負責人的觀點類似，他認為，低投保率有以下幾大原因：一是上市公司擔心難以獲得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二是該險種的風險轉移作用還沒有被上市公司普遍認可和信任；三是此前被索賠案例較少，上市公司認為賠償概率較低。

    投保董責險

    并不能高枕無憂

    盡管董責險對董監高等職務過失有風險轉嫁作用，但并不是說，上市公司投保了董責險后，董監高的所有失職行為都會得到賠償，從此高枕無憂。

    比如，針對廣受上市公司高管關注的行政罰款，基于《民法總則》和《保險法》的相關規定，若行政罰款被董責險承保，則意味著商業保險給上市公司高管提供了違反行政法律、法規或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和補償，這顯然違背中國司法體系下維護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目的，因此行政罰款風險無法通過董責險轉嫁。

    此外，上市險企投保董責險之后，上市公司及董監高的職務行為可以得到保險公司監督，對董監高來說確實多了一層保障，這是董責險的積極作用。但從上市公司的投資者角度來說，將是否投保董責險這一行為作為投資某公司的參考指標仍值得商榷。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許榮認為，理論上，保險公司收取的保費包含的風險溢價與投保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顯著相關，保險公司可以準確識別和定價投保公司的風險狀況，是一個有效的監督者。同時，保險公司因承擔未來大額賠付的不確定性，會積極地通過各種途徑對投保公司進行事前風險評估、事中持續監督和事后的積極減損，是一個積極的監督者，有研究表明董責險的引入有可能通過保險人積極有效的外部監督提高高管違規成本，進而約束公司違規行為。“不過，董責險也有可能通過轉嫁董監高面臨的股東訴訟風險，弱化法律機制的威懾和約束作用，進而誘發董監高的道德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