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文婧 見習記者 馮思婕

    “竟然還有原董秘在公司上市關鍵期勒索董事長的事，真是無奇不有。”一位浙江資深金融圈人士感慨道。

    碰上這樣“奇遇”的，是2021年1月剛剛登陸資本市場的浙江紹興上市公司迎豐股份。8月12日，迎豐股份原董秘曹某善涉嫌敲詐勒索罪一案在浙江紹興柯橋區法院開庭審理。目前，該案尚在進一步審理中，法庭將擇期宣判。

    為避免影響上市進程支付勒索款

    據悉，曹某善2016年通過網絡招聘進入公司擔任董秘一職，僅工作了兩個多月，就在試用期內離職了，并與公司結清報酬。2020年8月，公司正處于上市關鍵期時，曹某善以向有關部門揭發公司上市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相要挾，以索要股權獎勵為名，對公司董事長傅雙利進行勒索。

    記者了解到，從曹某善第一次敲詐起，迎豐股份就已報案。但傅雙利為了不影響公司上市進度，假意答應了曹某善的請求，被迫于2020年8月31日向其簽訂了支付100萬元的協議書，并在第二天按協議支付了50萬元給曹某善。

    此后，曹某善又提出因傅雙利未按協議約定時間支付剩余的款項，曹某善繼續施壓，傅雙利被迫于2020年10月9日再次支付50萬元給被告人曹某善。

    然而貪婪的欲望是個無底洞，嘗到了甜頭的曹某善又以傅雙利違約支付為由，繼續以舉報相要挾，向傅雙利索要錢財。2020年10月17日，傅雙利再次簽訂支付“違約金”100萬元的補充協議，并于2020年10月21日支付50萬元給被告人曹某善，剩余50萬元尚未交付時案發。

    上海久誠律師事務所律師許峰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而在《關于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進一步明確敲詐勒索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敲詐勒索公私財物價值2000元至5000元以上、3萬元至10萬元以上、30萬元至50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274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許峰表示。

    此外，迎豐股份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公司目前生產經營情況一切正常，各項業務有序推進。

    曹某善多次與“老東家”對簿公堂

    記者還注意到，本次案件中的被告人曹某善并不是第一次與曾經任職的“老東家”發生糾紛。

    根據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01民終2999號民事判決書，曹某善曾于2018年與浙江寶利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利德”）產生勞動爭議并訴諸法庭。2017年6月19日，曹某善入職寶利德公司處，從事管理類崗位。雙方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補充協議》各一份。《勞動合同》約定：合同期限為2017年6月19日至2022年6月18日止，試用期為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18日止，薪酬為年薪制，每月基本工資為5000元，其余為績效工資，績效工資須經考核后才能發放。

    2018年1月10日，曹某善與寶利德公司簽署《協議書》約定，雙方勞動關系于2017年11月13日終止，寶利德公司需支付曹兼善經濟補償金7646.8元、績效工資75000元。曹某善于2018年7月5日以寶利德公司為被申請人向杭州市余杭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要求寶利德公司支付獎金1000萬元。

    2018年8月1日，杭州市余杭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浙杭余杭勞人仲案（2018）480號仲裁裁決書，裁決駁回曹兼善要求寶利德公司支付人民幣1000萬元獎金的仲裁請求。曹兼善不服，訴至原審法院，二審裁決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從2017年6月19日入職到2017年11月13日終止勞動關系，前后不到五月時間，曹某善認為其“付出勞動履行應盡的職責義務，有權利要求寶利德公司支付1000萬元獎金報酬。”

    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寶利德公司有無向曹兼善明確承諾過支付獎金。曹兼善以自行制作的工作筆記為前提，主張寶利德公司在其入職時承諾支付其不低于1000萬元的獎金，但雙方無明確的書面約定，寶利德公司亦不予認可，故本院認為曹兼善訴訟請求的前提不成立。

（編輯 孫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