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左永剛

    近年來，資本市場出現若干欺詐發行案例，該違法行為對于投資者以及整個市場有極大的危害。近日，就加大欺詐發行主體的刑事處罰、行政處罰以及民事訴訟賠償等方面問題，《證券日報》記者專訪了東北證券研究總監付立春。

    《證券日報》記者：您認為，欺詐發行對投資者乃至市場有哪些危害？

    付立春：欺詐發行是發生在發行環節的違法違規行為。對投資者而言，由于欺詐發行涉及公開發行，因此波及面較為廣泛。另外，欺詐發行對投資者造成的傷害也很大，涉及的股票一般都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旦發現，其證券價值往往出現斷崖式下跌，參與的投資者損失慘重，甚至可能血本無歸。

    對資本市場而言，欺詐發行從源頭上扭曲了市場制度，使得配置功能大大削弱。首先，資本市場監管者為了減少欺詐發行，在發行審核端更加嚴格謹慎。這就無形中提高了優質擬上市企業的制度成本。發行證券的費用、時間等成本，大大高于均衡合理水平。另外，欺詐發行的公司一旦僥幸過關，開始交易后出現問題，會對其他公司乃至整個市場造成沖擊，影響市場的形象與秩序。

    《證券日報》記者：與內幕交易、操縱市場、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比較，欺詐發行有什么不同？

    付立春：欺詐一定是存在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行為，欺詐發行的欺騙、隱瞞、編造等行為更主觀、更直接。欺詐發行是在發行的源頭端，在一定程度上，發行端的欺詐危害證券的全周期，破壞力更持久，傷害可能也更大。

    《證券日報》記者：在刑事處罰層面，是否有必要修改《刑法》，加重欺詐發行犯罪的刑罰力度？

    付立春：首先，《刑法》中原有對欺詐發行的規定需要更新、完善。資本市場法制化進程亟待加快，不僅需要加快修訂《證券法》，也需要推動修改《刑法》，加大對欺詐發行犯罪的懲處力度。這才能為資本市場改革、升級提供基本支撐。

    《證券日報》記者：對于欺詐發行，您怎么看這一違法行為的性質？

    付立春：欺詐發行涉及到的是公開發行，是典型的金融行為，所以歸為金融詐騙罪更為準確?，F行《刑法》將欺詐發行歸入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的范疇，不足夠明確。

    《證券日報》記者：對于欺詐發行，在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民事訴訟賠償方面，您有哪些機制上的建議？

    付立春：從法律角度而言，《刑法》、行政法、民法等層面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法律體系，形成了一個頂層法律制度框架。三者在不同層次，相互支撐、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共同構成了對欺詐發行等的制約體系。

    一旦發生欺詐發行，給投資者造成的侵害比較嚴重，亟需建立完善投資者保護機制。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結合中國實際，首先，可以在行政設立相應部門，代表中小投資者利益，統一組織協調投資者維權事宜；其次，完善配套安排，如法律援助支持等，加強投資者權益維護。最后，對于涉及欺詐發行的相關責任人加強監督，終身追責。

    中介機構在證券發行中具有重要作用，對于證券真實、誠信等最基本要求，相關券商、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若欺詐發行在《刑法》等層面修改完善，相關中介機構的處罰也需要根據新的修改，在法律、行政等方面進行更新。

    《證券日報》記者：修改《刑法》，加重欺詐發行的刑罰，如何實現與正在修訂的《證券法》銜接？

    付立春：《刑法》與《證券法》在法律體系中需要協調。涉及到欺詐發行，兩者首先在內涵上要統一：目前證券標的不僅限于股票、債券，發行的文件也不限于募集辦法，兩部法律的修改需要同步。另外，如欺詐發行的性質認定，損害認定等，兩部法律也需要協調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