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基金經理的管理能力就是優選基金的重要參考標準。近期市場動蕩，公募基金凈值短期波動加大，不少在去年創下凈值新高的明星產品也未能幸免，回撤不少，基金經理壓力陡增。

    從歷史數據看，A股波動大的特征對于基金經理而言就是“常勝難，長勝更難”。在這種現象下，證券時報記者試圖從多個角度探究什么樣的產品才能成為公募大時代的流量密碼。

    鳳毛麟角的“常勝”

    截至2月份數據，當前中國公募基金行業有超過9400只公募基金產品，規模合計達26.34萬億元，在這多如牛毛的基金產品中，哪些扛住了市場波動？哪些基金經理用穩健的業績回報了投資者的信任？

    證券時報記者統計顯示，過往6年（2016~2021）每年都賺錢的基金產品超過400只（份額分開計算），以低回報的偏債型產品居多，而投資于A股的偏股型基金（季報股票倉位比例>50%）僅有3只，一只是基金經理何帥管理的交銀優勢行業，另兩只為對沖策略基金。

    Wind數據顯示，交銀優勢行業基金2016年至2021年分別收獲4.56%、11.01%、0.32%、43.9%、35.93%和19.76%的年度收益，除2017年外，每年均跑贏滬深300指數。交銀優勢行業股票倉位長期處于70%的水平，重倉權益的基金近年每年都能實現盈利，實屬不易。

    關于2022年的市場判斷，何帥表示，不少未來基本面預期較高的行業，個股估值普遍較高；而其他與宏觀經濟相關的行業，市場又對2022年經濟增速有一定擔憂。從宏觀層面來看，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很難呈現出較高增速。他強調，旗下基金曾買入一些回調較多的高景氣度行業，但經歷去年底的回調以后，他認為往后兩到三年其估值水平將進入可投資區域，但仍不具備價格優勢，所以只能少量參與。

    這一段市場分析，相當程度上解析了何帥和“常勝”基金所具有的特點，那就是謹慎保守，而保守恰恰是公募流量時代不被聚光燈關注的原因。

    Wind數據顯示，現任基金經理中，基金經理的證券從業年限平均高達12.19年，但是基金經理平均任職年限僅有3.98年，累計5年以上任職經驗的基金經理人數不到千人。主動偏股型基金中，僅有300多位基金經理在一只產品上任職年限超過5年。

    國內基金經理人數接近3000人，基金經理管理經驗尚顯不足且長期管理單只產品的人數不多，或許也是基金經理較難“常勝”的原因之一。

    “常勝”選手不等于一線頂流

    證券時報記者注意到，何帥管理的基金產品有4只，資產合計規模不到200億，管理規模上，在偏股型選手中并不顯眼。此外，何帥管理的交銀優勢行業近6年每年都盈利，業績表現穩健，近2年雖然分別收獲35.93%和19.76%的收益，但這并非通俗上的明星基金業績。

    實際上許多基金經理對什么樣的業績，什么樣的操作風格，才能走向明星基金經理之路，早已心中有數。

    “我是放棄去爭取露臉的機會，投資者對基金要求很高，狹義上應該是指那些行情來的時候，能排名全市場前十，或者至少一年業績來個70%、80%，但這需要冒險。”深圳一家中型公募的一名基金經理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想要做明星基金經理，就要承擔很大風險。他追求的目標是每年能獲得較為穩定的收益，因此策略上也放棄激進的高倉位高集中度。

    也就是說，基金經理追求每年穩定的收益，實際上很難被投資者廣泛記住，投資者眼中的明星基金經理，依然是那些在某一年度能夠帶來驚人回報的選手，此類選手的特征便是要具有進攻性的操作風格。

    連續六年獲得正收益的何帥，實際上也是相對保守的選手。他曾公開表示，曾在相對便宜的位置買過很多非常優秀或者主流的公司，但最后賣得比較早，導致沒有享受到收益最厚的階段。這也使得他雖然連續六年穩賺不賠，但他每一個年度的業績數據，都談不上絕對意義上的高。

    這與平安基金的另一位選手劉杰也頗為相似。劉杰也抓住過一些牛股，但對牛股收益的追求，劉杰表示自己并不熱愛擁抱股票的泡沫，盡管賭一把可能會帶來某些驚人收益。

    “往往市場或部分板塊演繹到某個階段，它離調整也不會太遠了。”劉杰向記者強調，要賺最后一段泡沫的錢，那一定要做好承擔大幅回撤的心理準備，這背離了他個人的投資風格和投資紀律，他并不打算把自己做成一個具備極強業績進攻性的網紅選手。

    劉杰接受記者采訪時稱，投資者更容易記住在某一年度博取進攻性收益的基金經理，并將此作為明星基金經理的指標，但實際上，追求穩定收益的基金策略從長期復利的角度可能更好。

    他舉例說，如果市場上有兩位基金經理，第一位基金經理在第一年掙了40%，第二年回撤了20%，而第二位基金經理在第一年賺了15%，第二年又賺了5%。從兩年來看，這兩位基金經理的平均回報都是10%。但是從長線來看，第二位基金經理的回報會遠遠大于第一位基金經理，因為第二位基金經理在收益上具有復利的效應。

    顯然，對大多數散戶投資者而言，明星基金經理是那位在第一年賺了40%的選手，而非在第一年只賺了15%的基金經理。

    亞軍為何也難成明星？

    控制風險、降低收益預期，實現基金連續多年穩定但不太高的收益，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操作策略。

    “一方面，每年都賺錢的常勝是很難的；另一方面，如果實現多年常勝但是正收益不高，基金經理也會缺乏足夠的市場號召力。”華南地區的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正因為投資者偏好具有極大彈性的基金經理，回報率相對較低的常勝基金，往往淹沒在年度翻倍基的喧囂中。

    哪怕是全市場基金的亞軍，如果年度業績不夠“高”，也很難火起來，這也使得許多基金經理更有動力，采取高倉位、高彈性的策略。

    記者注意到，國內一只靈活配置型基金產品，在2018年獲得了主動偏股型基金的亞軍，收益率是9.14%，在絕對業績上秒殺了一大批采取股票高倉位運作的明星基金經理。

    這9.14%是怎么做到的呢？根據該基金披露的定期報告顯示，基金經理在2018年、2019年期間全年都采取了股票零倉位策略，即基金經理在市場上一股未買，以該基金在2018年度的持倉為例，93.19%的資產配置在債券領域，5.82%配置為銀行存款。

    但股票零倉位帶來的基金亞軍，以及9.14%的年度業績，對追求高收益的投資者顯然缺乏足夠吸引力，即便取得年度亞軍也很難成為明星基金。

    此外，該基金在2020年、2021年將股票倉位加至20%至30%之間，并且在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這五年全部實現正回報，分別為0.71%、9.14%、4.08%、6.75%、12.1%。

    市場人士認為，從絕對值角度看，它都難以滿足普通投資者對明星基金業績彈性的超高要求，盡管沒有一個確定性的量化指標來解釋什么樣的年度業績才能成為普通投資者眼中的明星，但顯然上述最高12%的年度業績，難以打動已被高彈性產品養大胃口的基民。

    也因此，盡管這是一只稀缺的長期穩定獲利的產品，但它未能成功吸引資金關注。根據該基金披露的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末，這只長期保持低倉位運作的基金，總規模不足10億元。

    “低倉位很難有進攻性，哪怕收益比較穩定，或者在下跌市中因股票低倉進入全市場前列，對基民的吸引力也是比較有限的。”深圳地區的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認為，多數投資者對明星基金經理的審美標準，實際上就是高倉位運作的業績彈性。

    高倉位增強基金更具吸引力

    既然低倉位獲得的業績，很難受到普遍性的認可，基金經理更有動力長期采取高倉位的操作模式。

    華南地區一家基金公司總經理向記者直言，基金經理要想成為明星，一個很大的條件就是高倉位運作，沒有高倉位高集中度的操作，就無法在行情到來的年份，取得超高回報。Wind數據統計也顯示，大多數明星基金經理都是常態化保持高倉位運作，以極具市場號召力的一位明星基金經理為例，他所管理的基金產品無論市場如何漲跌，基金凈值如何虧損，他都保持了90%以上的股票倉位。

    “我們也在討論這種高倉位高集中度、死拿硬扛不做擇時的策略，是不是更容易讓產品走紅？當然下跌的時候承擔一些虧損。”上述基金公司總經理稱，也許今年A股市場的風格變化說明了一些問題，那就是基金經理還是很有必要做倉位控制，常態化保持高倉位相當于主動放棄了回撤控制。

    與此相反的是，被投資者廣泛記住名字、具有市場號召力的明星基金經理，也即公募流量明星，在全市場并不超過10人，但無一人能達到每年盈利的標準。記者擇取了全市場十位流量明星基金經理觀察，Wind數據顯示這十位基金經理在2018年的行情中，普遍出現較大幅度的年度虧損。以上海地區一位流量明星所管的公募基金產品看，他在2018年的市場中，年度虧損高達27%。但在行情來臨的時候，這些流量明星在基金業績彈性上往往又具有極高的進攻性，以前述大幅虧損的基金經理為例，在2019年的A股市場中，他又取得了超過60%的年度收益。

    某種意義上而言，盡管基民也經常抱怨流量明星在虧損年度的“心碎表現”，但許多基民在選擇基金經理時，更看重這些明星基金經理在牛市中的進攻能力，實際上基民對基金經理回撤控制的關注遠未有對彈性關注的那么上心，投資者淡化了流量明星的操作風格與弱市虧損之間的聯系。

    另一方面，基金經理似乎也希望用高倉位高集中度，將自己變成具有風格鮮明特征的工具化產品，就像指數基金在海外市場扮演的角色。

    “很多基金經理更愿意用集中投資行業賽道的模式，把自己變成一個工具，這些基金經理所管的產品特征非常明顯，就是集中買一兩個行業。”華南地區一位公募基金副總經理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集中持股、股票高倉位運作，更容易被客戶牢記，當然也更容易被客戶購基時選出來，基金的產品越來越多了，如果沒有鮮明的風格，往往在客戶那里留不下深刻印象，這也是基金工具化在中國股票市場的一種體現。

    這位基金公司副總經理強調，國內市場還是一個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特征就是主動投資，主動投資的基金經理相對于指數還存在明顯的超額收益，從而使得國內的許多基金經理開始把自己管理的主動權益類基金，打造成具有工具化傾向的產品。

    “長勝”須忍受巨大煎熬

    值得關注的是，高倉位運作的策略顯然也成就了許多基金的長期業績。

    自1998年首只公募基金產品成立以來，上證指數上漲了1.7倍，10倍個股也不少。Wind數據顯示，未清盤的翻倍基金數量有2600多只（份額分開計算），最高回報超過10倍的基金數量達79只。歷史最高回報超14倍的基金產品合計有36只，但這些業績表現優秀的“長勝選手”實際上都是以犧牲階段性回撤，或忍受高倉位導致的下跌風險換來的。

    上述36只“長勝”基金幾乎都為高倉位運作，Wind數據顯示，上述“長勝”基金中，基金業績最大回撤高達65%，平均回撤高達55%。此外，7只產品在2015年經歷了歷史最大回撤，29只產品在2007~2008年間經歷了歷史最大回撤，合計有29只基金經歷過腰斬，占比達8成，最大回撤區間在32.77%至67.86%之間。最大回撤恢復時間要多久？數據顯示，上述36只產品從最大回撤的深坑中爬出來平均要3.95年，最高的需要6.52年，最低僅需要8個多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基金產品凈值均在2021年后創下歷史新高，隨后出現程度不一的回撤，其中近10只產品自去年高點以來回撤超30%。

    Choice數據顯示，合計有518位基金經理現任基金最佳回報實現翻倍，實現“長勝”。

    朱少醒是實現“長勝”基金經理中最特別的。他從2005年開始管理的富國天惠精選成長A在近16年的時間最高實現了23.69倍的高回報。Wind數據顯示，富國天惠精選成長A成立以來，有4個年度收益是虧損的，其中2008年下跌47.28%，2011年、2016年和2018年分別下跌25.36%、15.28%和26.96%。

    回顧過往，可以看出即便是最優秀的基金經理，在遇到熊市時也難逃較大回撤，但即便高倉位帶來回撤風險如此之大，許多基金經理仍更愿意用高倉位進行操作，博取“長勝”。

    國內一位通過高倉位高集中度持股策略獲得年度驚人業績的基金經理，也曾向記者坦露了他對高倉位高集中度的理解。

    “高倉位帶來超高收益，也會盈虧同源。”他強調，基金持有人應該能想清楚，高倉位的集中持股必然會面臨著高波動風險，因此建議基民拿短期不用的閑錢買基金，因為他不太考慮短期業績，在投資上愿意忍受短期股價波動，不會因股價下跌大幅度調減倉位，基金經理和基民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如果基民只愿意接受高倉位帶來好行情下的高收益，卻難以承受高倉位在弱市中的高波動，也可以選擇贖回，他不會因為市場風格變化進行倉位擇時。

    上述人士認為，不進行倉位擇時，意味著高倉位運作的基金經理要忍受市場極端性波動帶來的回撤風險，但如果將業績回報的周期拉得更長，基金經理更有可能成為“長勝”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