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田米亞 馬方業 張志偉

    晚秋的北京，片片黃葉飄落，在11月初的一個和煦的下午，已屆耄耋之年、常被人親切地稱作“王主任”的王連洲，接受了《證券日報》記者專訪。“王主任”精神矍鑠，慈祥和藹，戴一頂灰色的鴨舌帽，笑容總是洋溢在臉上，又語速和緩。

    資本市場30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其中奠定基本制度基礎的《證券法》《信托法》《基金法》貢獻功不可沒，是資本市場不可或缺的“四梁八柱”，為中國資本市場與中國經濟的輝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撐。原全國人大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研究室正局級巡視員王連洲，曾負責這三部法律起草的具體組織工作。在資本市場建立的初期，王連洲長達十余年知難而上、始終不渝、堅持不懈，積極推動著資本市場的立法建制，并在涉及資本市場發展的諸多熱點問題上，經常發出直言不諱而又務實平和的呼聲和己見，加之平易近人的謙虛和親和力，受到業界的信賴。

    無怨無悔人生轉折

    王連洲結緣金融，是歪打正著。王連洲出生于山東冠縣農村，1954年考初中，為了多增加一次考取的機會，曾徒步跋涉140多華里，到河北省大名縣先考，之后再經過長途跋涉折回山東聊城。上天沒有辜負他對求學的渴望，那一年，王連洲被聊城一中錄取，在此度過了六年充滿激情、滿懷理想、令人難忘的中學時期。1960年，王連洲考入山東工學院理化系物理專業，并在此完成了三個學期理工專業基礎理論課的學習。當時，為貫徹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等八字方針要求，王連洲及其他山東工學院理化系同學全部轉校到山東財經學院財政金融專業。1964年，王連洲及其他同學28人被分配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對當時一個鄉下農村子弟來說，能分配到首都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真是天大的幸運。”王連洲微笑著說。

    但王連洲并沒有在央行工作多長時間，就到北京印鈔廠實習勞動，到上海印鈔廠搞“四清運動”，到河南淮濱“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從干校提前“出爐”后，響應“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奉調到四川東河公司參加貨幣印制的“大三線建設”，一干就是8年。王連洲被同事評價為“一個很有思想，很有事業心，責任感很強的人”。對于那段經歷，王連洲對記者稱：“記憶猶新，歷歷在目，無怨無悔。”

    1979年，因工作需要，王連洲回到了央行印制局，負責搜集和研究中國歷代貨幣，他是中國人民銀行體系內搜集、研究中國歷代貨幣的創始者。主編并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中國歷代貨幣》本色圖錄和歷史說明，還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前身）撰寫“貨幣史話”。

    1983年6月份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增設了包括財經委在內的六個專門委員會。時任六屆全國人大財經委主要領導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推薦一名金融專業方面的干部到人大財經委辦公室工作。1983年10月份，被推薦的王連洲辦理了調任手續。從人民銀行轉到全國人大立法機構，又是一次跨部門、跨行業的“轉型”。王連洲回憶起這次調動：“每個年輕人都會有自己的價值和理想追求，可限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個人自身條件，實現個人理想和價值追求的回旋余地并不如現在如此地廣闊，服從組織的安排不僅是應當的，而且是必須的。”王連洲認為，來全國人大財經委工作，接觸到的業務多是宏觀方面，聯系的接觸到的人多是高層機關的人。王連洲覺得，到人大財經委工作，未必不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展現人生價值，發揮個人作用獲得了較之前更大的舞臺。

    1992年7月底，由七屆全國人大財經委負責組織落實的《證券交易法》起草開始。1993年起，第八屆全國人大財經委承擔了包括《證券法》《信托法》《基金法》《期貨交易法》《國有資產管理法》等8項立法起草重任。八屆全國人大財經委一改之前只有一個局級單位——辦公室的設置，而增設了另外計劃室、經濟法室和研究室三個局級單位。王連洲來自人民銀行，金融證券方面的法律起草任務自然而然、責無旁貸地由王連洲為主承擔了起來。也正因此，王連洲與《證券法》《信托法》《證券投資基金法》，這三部資本市場大法的起草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王連洲作為三部法律起草工作的具體組織者和參與者，回想起草立法過程，可以說是坎坷和曲折，艱難而又漫長，其中發生的很多故事令人難忘。《證券法》風風雨雨歷經6年半的時間；《信托法》坎坎坷坷，歷經長達8年停停動動、時停時動的不同觀點與主張的碰撞、磨合；《證券投資基金法》歷時4年7個月，審議跨越兩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任期，由立案起草綜合的《投資基金法》到出臺《證券投資基金法》，歷經曲折起伏，結果以“種瓜得豆”告終。

    歷時7年坎坎坷坷《證券法》

    《證券法》從1992年8月開始起草，到1998年12月出臺，跨三屆人大，審議了五次，到實施之日，歷時6年半。《證券法》的出臺經歷了其他經濟法律出臺少有的坎坷和曲折，艱難而又漫長。

    《證券法》的起草，最早是七屆人大提出來的，經過八屆人大到九屆人大才出臺。以成立上交所、深交所為標志，中國證券市場從1990年開始到1992年發展比較快，上海、深圳以及成都紅廟子街等地，都有證券發行、交易，隨之證券市場出現了一些混亂，騙買騙賣亂象屢屢發生，急需統一規則、統一監管。于是1992年，七屆人大委員長會議提出來要起草《證券法》，當時不叫《證券法》，而叫《證券交易法》。

    回想起《證券法》制定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往事，王連洲用了八個字——“不可思議、啼笑皆非”。

    據王連洲回憶，有關方面對于證券立法不同觀點的爭議較大，“其爭議的激烈和固執程度，外人難以想象，實在少見”，由于對證券法立法中的重要章節存在激烈爭議，證券法草案的審議幾度遭到擱置。

    王連洲堅持不懈、始終不渝，積極推動起草工作小組協調各方意見、深入一線調研、組織多次會議研討、在媒體發表文章進行討論，甚至幾次給人大常委會領導寫報告、請人大常委會高層進行協調，在艱難中前行。

    歷經坎坷，在有關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六年磨一劍，1998年12月29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6次會議表決通過《證券法》。

    歷經風風雨雨的《證券法》在最終表決時，所得贊成票數之高，大大超出了王連洲的預料，138名委員，135票贊成，一人棄權，2人未按表決器，即沒有反對票。這在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對經濟法律案實行無記名表決以來，特別是對于長期存有爭議的法律來說，恐怕是空前的。

    香港證監會原主席、中國證監會原首席顧問梁定邦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1992年，王連洲先生等人開始為起草中國《證券法》做準備工作的時候，我認識了他。當時的中國證券市場還很年輕，很不成熟，充滿了值得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王連洲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一直苦苦求索。大家翹首期盼的《證券法》終于在1998年12月29日頒布了，1999年7月1日生效。王連洲先生作為這部法律起草的具體組織者和參與者，因其始終不渝、堅持不懈、持續不斷的努力，在業界備受尊崇。”

    對于2019年修改后的新《證券法》，王連洲贊賞有加，“新《證券法》，法定股票發行上市實行注冊制、設立交易所、《證券法》制定、股權分置改革應該是中國資本市場30年來發展的四大里程碑事件。”

    曲曲折折《信托法》

    回想41年來信托業的發展，王連洲用了一串排比句：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拖拖拉拉、起起伏伏。

    信托業風雨兼程的崎嶇路程，標志著《信托法》的出臺同樣一波三折。1979年10月4日，新中國第一家信托機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即現在中信集團的前身）成立，標志著信托業在新中國的重新恢復，翻開了現代信托業在中國重新崛起的一頁。之后信托業快速發展，如雨后春筍，信托公司最多時曾達到近1000家，其中涉嫌沖擊金融秩序的“不規范運作的信托”混在其中，被反反復復的清理整頓如影隨形。

    隨著信托業的快速發展，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對信托立法“實際需要”越來越迫切。《信托法》起草立案最早由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以及資深法學界元老謝懷栻、魏家駒提出。1993年3月份，為積極落實和推進已列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信托法》的起草工作，人大財經委負責成立了有中國人民銀行、全國人大財經委、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派員參加的“信托法起草工作組”，王連洲受托具體負責和組織信托法的起草工作。

    王連洲回顧當年的《信托法》立法審議程序，可謂是一波三折，《信托法》誕生的八年歷程，既經歷了與其他法案類似的審議程序，也有其獨特的、死而復生的波折性，當然還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信托法》幾經審議，有時是樂極生悲，有時是否極泰來。其中有非常多值得回味的事情，至今令人難以忘懷。

    在王連洲的記憶里，組織包括美國、英國等境內外專家參加的研討會是解決問題的最有效途徑。《信托法》起草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將屬于舶來品的普通法系的信托制度，如何融入奉行大陸法系的中國實際，做到拿來主義，為我所用。多次腦力碰撞研討會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王連洲對研討會“打分”不低，“多年前討論的很多信托話題都是非常深刻、切中行業要害、具有前瞻性的。這么多年過去了，再回頭看當年的信托法研討會，仍有不少觀點對當前或今后的信托業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從1993年起，耗時八年，坎坎坷坷，在歷經長達8年時斷時續的不同觀點與主張的碰撞與磨合之后，《信托法》終于在2001年4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于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正式實施。

    信托法出臺實施的重大意義是，在中國確立了財產管理的信托制度，明確了信托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相互的行為準則，從法律上實現了“信托”制度這個舶來品在中國的移植和扎根。

    “雖然過程很曲折，但結果圓滿，畢竟《信托法》最終成功地頒布和實行了。《信托法》是我國確立信托制度的里程碑，邁出了我國發展本土信托的歷史性一步。”王連洲說。

    《基金法》的“種瓜得豆”

    山東省中部的一個小城淄博，在中國基金歷史上卻留下了濃抹重彩的一筆。1992年11月11日，淄博鄉鎮企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成立儀式，這是中國第一只由央行批準成立的公司型封閉式投資基金。自此，投資基金破土而出。截至1997年10月，全國共有投資基金72只。

    1997年是中國資本市場基金發展史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一年。

    王連洲認為，1997年以前，有70多家做產業投資基金，基本處于非標狀態。1997年《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頒布和實施，標志著中國基金進入規范發展階段，因此這也被業界視為新老基金的分水嶺。

    經過對“老基金”清理整頓后，1998年，國內首批兩家規范的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基金和國泰基金成立，成為中國“新基金”的起始標志。1998年被稱為公募基金元年。

    隨著公募基金的發展，僅僅靠一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去調節各方面法律關系已捉襟見肘，而且《暫行辦法》僅僅針對證券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投基金等亟待規范。1998年11月份，全國人大財經委在北京召開第一屆投資基金立法的國際研討會，決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制定《投資基金法》的建議。

    1999年3月30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投資基金法起草組成立大會，王連洲被任命為起草工作小組組長。

    在起草過程中的曲曲折折、風雨坎坷難以想象，前后耗時4年半，作為“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組首任組長，王連洲對這其中的艱辛記憶深刻，“召開過大大小小的包括國際、國內專家學者，業內人士以及基金投資者參與的各種討論會、座談會難以計數；直接或間接參與討論基金立法的人員不下數千；專門以書面的形式征求各個省市有關單位和業務部門的意見，反復易稿不下數十次。”

    證券基投資基金、產業基金、風險創業投資基金分屬不同的部門監管，而這個分歧似乎從投資基金在國內誕生以來，就橫在幾大部門之間，這就要協調各自的立場和訴求。

    對于產業基金、風險創業投資基金，究竟在資金的籌集模式、組織形式以及運作規則上和證券投資基金存在哪些具體區別，大家不十分清楚，所以意見差別往往很大。始終難成共識，只不過在不同的起草階段，爭議的主要問題有所側重和不同。而王連洲作為起草工作小組的主持人始終做著協調平衡工作，從起草“投資基金法”到《證券投資基金法》的最終出臺，王連洲將其戲稱為從“種瓜”到“得豆”，由此可見基金立法道路之曲折。

    終于，在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歷時4年7個月，審議跨越九屆、十屆兩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任期，為證券市場乃至社會各界矚目的證券投資基金法，終于正式通過并發布實施。

    王連洲清晰記得，《證券投資基金法》通過之后，最早的一篇報道是由《證券日報》發出的，“2003年10月28日，記者等我到很晚，記者敬業態度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退而不休 為資本市場鼓與呼

    2000年，王連洲退休。退休后，王連洲并沒有離開資本市場，時時刻刻關心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不斷鼓呼修改完善《基金法》等資本市場相關法律法規。

    隨著市場經濟環境的變化，《證券投資基金法》及時做出修訂是必要的。退休后的王連洲，為盡快修改完善《證券投資基金法》，不斷地呼吁。2012年、2015年，《基金法》經過兩次修訂。私募基金被納入調整范圍；明確規定了有關基金從業人員的信用、誠實、謹慎、勤勉義務以及違反相關義務的法律責任，進一步強化對基金投資者的保護力度；強化了對基金管理人股東、實際控制人的監管，維護基金管理人的獨立運營等。“種瓜得豆”終于變成了“種瓜得瓜”。談起“種瓜得瓜”的結果，王連洲說最應該感謝的是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是吳行長持續10年呼吁的結果。

    “由于參與《信托法》制定，對信托公司出現的問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于歷次清理整頓信托公司中提出的某些意見，對于監管層或許有過冒犯，但位卑憂國，秉性使然吧。”王連洲說。

    王連洲退休20年間，依然誨人不倦，發揮余熱。王連洲“忙忙碌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信托基金研究所理事長；擔任第一家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基金公司（華夏基金管理公司）的第一屆獨立董事、第一家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信托公司（華寶信托公司）的第一屆獨立董事，還曾擔任寶盈基金管理公司、同仁堂股份公司等機構的獨立董事，參與組建私募投資百人論壇、CIFC智庫等跨行業活動，與證券、信托、基金、銀行以及某些資產管理機構的業界人士長期維持著一種友誼聯系。也由于其堅持不懈的努力，獲得中國金融博物館授予的基金終身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