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一年來，任正非在公眾面前曝光的次數，估計比他此前30年加起來還要多。這當然是因為華為處在特殊的時期。不僅如此，華為還向媒體和合作伙伴開放了工廠、檔案室和實驗室。從這個意義上說，華為不再神秘。

    國內民眾對華為的認知有了空前的提升，但大多數也止于“華為手機”層面，再加個華為手表。近年來華為手機的國內市場占有率迅速提高，與此有關。像我這樣的科技小白，也是近幾年才知道華為的基站在全球的硬核競爭力。當然，華為的芯片和云服務也不可小覷。

    其實，早在多年以前，講述華為傳奇的圖書音像產品，已不可勝數。到各大機場書店一逛，有關華為的出版物觸目皆是。但華為模式——如果存在這種模式的話——幾乎是不可復制的。我常常說，如果要復制某種模式或商業模式，不僅僅是要復制該模式的創始人，還要復制其歷史背景、發展路徑，以及公司的治理制度，何其難哉。

    譬如，華為以工會為載體的員工持股制度，絕大多數企業就學不到。這一點，一批又一批海外媒體很認真地查閱了華為股權文檔室的資料，仍然沒搞明白。工會持股會，這幾個字遠遠超出了他們的理解范疇，以至于每次采訪都有媒體發問，問了也還是似懂非懂，只好亂點頭。不過，想必很多人對作為創始人的任正非目前僅合計持有華為1.14%的股權這個數字印象深刻。

    今年我參加了兩次對任正非的集體采訪（訪談）。5月份那次是十來家國內媒體，每家媒體都有發問機會，而且不止一次。原定的采訪時間早就過了，但任正非仍讓大家繼續問，有問必答，絕不回避。到最后，連他個人的經歷、婚姻、家庭都問到了，實在沒有問題要問了才結束。然后一一跟大家握手，滿足了所有人跟他合影的愿望。

    11月6日這次，是任正非的咖啡時間第三期。兩位對話嘉賓，一位是來自德國的智能工廠4.0之父StephenEngle，一位是研究地緣政治40年的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雖說對話主題是“數字主權”，聽起來偏技術，比較專業，但來自媒體的主持人拋出的問題卻與其他任何媒體的發問沒什么區別，涵蓋了貿易關系、地緣政治、網聯網數據安全、5G、區塊鏈等。

    對話全文已經發布，想看的隨便都能找得到。我對新加坡馬凱碩院長的一段話印象比較深，值得此處引用。他說，谷歌是美國的特洛伊木馬，一旦你與谷歌捆綁，你就與美國的信息生態系統捆綁。你不但會獲得美國的信息，還會獲得他們的價值觀、觀點，你甚至通過谷歌的眼睛來看整個世界。華為（搭載谷歌服務）是讓美國有機會把美國的特洛伊木馬嵌入到中國手機里，美國卻說“不”，這讓人不太理解，也不符合邏輯，這也說明美國缺乏長遠戰略思維。我實在搞不懂華盛頓的人是怎么想的，在他們說“不要使用谷歌服務”時，就像是朝自己開了一槍。——全場掌聲。

    這次現場估計來了上百人，大部分是國際媒體。主持人很公允，5個提問，3個給了國際媒體，2個給了中國媒體。至于提問所暗含的專業能力和深刻性，看了答問全文的朋友自有體會。有一個問題，來之前我就知道他們會提問——每場有國際媒體參加的采訪或對話幾乎都必定會問，其他地方每場涉及華為5G安全的對話也必定會問——現場果然也問到了，那就是，所謂華為設備的“后門問題”。

    這個“偽問題”，任正非不厭其煩地回答了幾十次上百次了吧，這次又端端正正地回答了一遍。旁邊的華為5G安全研究首席專家劉斐也回答了。但國際媒體及其輿論就此釋然了嗎？我想下次“他們”還會問，直到你認同他們的疑惑。

    其實我也準備了兩個問題，但沒有被點到。其中一個問題是：人們總是看到他們愿意看到的，華為向參訪者敞開大門，任正非不辭辛苦地有問必答，國際輿論對華為的誤解誤讀，尤其是一些關鍵問題的誤讀，有多大程度的緩和？雖然沒能問出來，但我大致也能猜出任正非會怎么回答。

    任正非說，他在臺上回答問題的時候常常盯著臺下坐著的兩個人（一個是負責政府事務和公共關系的高級副總裁陳黎芳董事，一個是任正非的媒體關系助理），她們點頭才可以繼續說。這當然是半玩笑話，但有些話也委實是不能說出來的。比如遼遠建構的成見，就如同迥異的文化和價值觀，望之無形，卻森如壁壘，誠難破解。

    創始人的價值觀，決定了一個企業的價值觀。毋庸置疑，任正非是華為的靈魂，精神導師。如果說，30多年來，任正非像個牧師似的在華為內部宣講，使得華為基本法和價值觀滲入到了現在19萬多的華為人內心，那么，過去一年來，任正非不得不走出華為，向公司外部，向整個世界來宣講華為。他行走的，是高山之間的險峻小道；乘坐的，是一架時刻在修補的舊飛機；而帶貴州口音的普通話傳達的，是與嘈雜紛亂世界達成和解的迫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