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流動性和風險偏好的重要指標，美元指數近日創出16個月新高，11月19日收盤更是突破96。

    專家認為，當海外主要央行漸次開啟寬松政策退坡進程，全球流動性拐點漸行漸近。資本回流發達經濟體的可能性在上升，新興經濟體可能面臨不同程度的資本外流沖擊。那些疫情控制能力強、經濟基本面較好、杠桿和外債水平適中的新興經濟體將保持更好的經濟表現。

    流動性盛宴料開始散場

    從多個新興經濟體“搶先”加息，到歐英央行相繼放“鷹”，再到美聯儲宣布Taper（縮減購債）落地，今年以來，海外極度寬松貨幣政策轉向的信號漸次出現，為這一輪全球流動性盛宴奏響退潮序曲。

    “美聯儲Taper開啟可能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全球流動性拐點的臨近。”中金公司近期發布研報稱，若以美、日、歐、英四大主要央行擴表速度來觀察全球流動性變化，增速的拐點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現。華泰證券首席固收研究員張繼強表示，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M2增速已有所放緩，而明年可能進一步下行至平均水平之下。

    最近，隨著通脹旋風刮向更多發達經濟體，金融市場預期主要央行或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腳步。

    數據顯示，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10月CPI同比漲幅加快上行。業內人士表示，海外強勁的通脹數據與廣泛的漲價勢頭，既助長通脹預期，也考驗“通脹暫時論”，促使貨幣當局在“不退”與“退”或“慢退”與“快退”之間作出選擇。

    加拿大央行、英國央行近期相繼釋放“鷹派”信號，后者更有可能成為疫情常態化后首個加息的主要經濟體央行。此外，市場對美聯儲政策加快轉向的預期不斷增強。花旗、摩根士丹利等越來越多的國際大行押注美聯儲將更早加息。

    全球性加息浪潮可能到來，由此將對全球流動性造成深刻影響。值得一提的是，近日美元指數一度升破96，創出16個月新高。“美元作為全球流動性和風險偏好的指標，已進入回升通道。”中金公司研報指出。

    新興經濟體面臨考驗

    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全球流動性由“奢”入“儉”具有特殊含義。歷史上，全球流動性收縮特別是美元流動性收縮多次對新興經濟體造成沖擊。

    機構人士介紹，全球流動性收縮將推升無風險利率，引發資產價格調整和重新定價風險。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美元流動性收縮、利率上行還可能促使資本回流美國，增大資本流出風險。此外，美元流動性收縮往往助推美元走強，部分新興經濟體將面臨貨幣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劇債務風險。

    更近的例子發生在2018年。當時，隨著美聯儲更快加息，美元利率與匯率雙雙上行，致使俄羅斯盧布、阿根廷比索等部分新興經濟體貨幣呈現多米諾骨牌式貶值，并引發資本外流和股市震蕩。

    當然，全球流動性迎來拐點，并不必然意味著新興市場會“遭殃”。中金公司研報指出，其影響還需結合經濟表現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差異來分析。當流動性趨于收斂，同時發達經濟體增長更快時，新興經濟體更可能受沖擊。

    全球流動性拐點漸近，對新興經濟體更像是一次“體檢”，那些疫情控制能力較強、經濟基本面較好、杠桿和外債水平適中的未來表現可能更好。中金公司研報進一步指出，對新興經濟體而言，面對全球流動性收縮，單純應對式緊縮治標不治本，著眼于增長的政策才是扭轉壓力的關鍵。

    中國經濟運行穩健趨勢向好

    如果全球流動性拐點出現，會對我國產生何種影響？專家認為，我國經濟運行穩健、趨勢向好，外債規模適中、結構優化，貨幣政策較早回歸常態化，宏觀杠桿率上升勢頭得到控制，人民幣資產性價比高，這些均提升了中國金融應對風險挑戰的底氣。

    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我國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也是少數實施正常貨幣政策的主要經濟體。同時，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較好發揮了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我國的宏觀基本面穩健，外匯市場日益成熟，對外負債結構不斷優化，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明顯增強。在本輪美聯儲量化寬松時期，中國的外幣外債增幅不及2009年到2013年上一輪的一半。本幣外債增長主要是由于境外投資者來境內投資債券，其中長期債券比較多，穩定性較高。”國家外匯局副局長王春英表示。

    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日前表示，考慮到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環境的變化，以及主要經濟體可能的貨幣政策調整，央行作了前瞻性的政策安排，降低了美聯儲等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外溢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