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大城市更依靠流動人口來發展壯大?
近日,隨著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出爐,19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之中,已有13個城市公布了流動人口數據。21世紀經濟研究院對其研究發現,盡管同為“頭部城市”,但這些城市之間流動人口的比重卻差別巨大。
其中,流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最高的是東莞,2020年全市1046.67萬總人口中有795.22萬是流動人口,占比達75.98%;深圳則是流動人口數量最多的城市,2020年達到1243.8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70.84%。
與之相比,總人口達到3205.42萬的重慶,流動人口僅481.14萬人,占比為15.01%。這是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重慶都是人口流出城市,城鎮化水平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也較低,因此吸納的更多是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即在重慶內部互相流動的人口),外來流動人口相對較少。
此外,如果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近10年來西安、成都、廣州等市流動人口數量增長迅猛,其中西安和成都的流動人口增幅均超過100%。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一方面,流動人口較多,表明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更強。流動人口一般為青年人口,能夠很好地改善城市人口結構,使城市的人口年齡結構更年輕化。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許多公共服務供給仍然主要面向戶籍人口,還未有效覆蓋到流動人口,因此對城市而言,如何更好地滿足流動人口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需求,已成為一個重要命題。
比重最高4城均在廣東
從目前來看,一座城市吸引流動人口的重要因素,包括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更高、城鎮整體發展時間較短、擁有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等方面。
在13個城市中,東莞、深圳、佛山和廣州4個珠三角城市,流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均超過50%,這也在13個城市中包攬了第一到第四名。
就東莞而言,該市的流動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為6193503人,省內流動人口為1758711人。也就是說,東莞的流動人口主要為外省流入,他們多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一族”。與此同時,東莞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僅為13241人,這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相對偏低。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樣的人口特征,與東莞產業發展高度關聯,東莞的傳統優勢產業是紡織服裝、食品飲料、家具制造、建筑材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對人口學歷要求相對不高。作為改革開放之后迅速發展起來的城市,東莞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前來務工就業,并為其制造業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深圳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同樣超過70%,但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達到了28849人。這主要是得益于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深圳不斷吸引匯聚高素質人才。2020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為10272.72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37.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為4893.45億元。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流動人口在深圳快速崛起為一線城市的過程中,貢獻了巨大力量。同時,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深圳是四大一線城市中落戶門檻最低的城市,憑借“來了就是深圳人”的理念和舉措有力地吸引流動人口。
與之相比,作為人口大市,重慶2020年的流動人口僅為481.14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15.01%。重慶流動人口比重相對較低,主要是受到城鎮化水平的制約。2019年,重慶的城鎮化率為66.8%,而其它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普遍已達到80%以上。這意味著,目前重慶仍有大量的農村人口等待被轉化為城鎮人口。未來,重慶在進一步加快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中,應積極創造和有效提供城鎮就業機會,從而吸引本地外流人口回流,實現就地城鎮化。
此外,天津、沈陽、西安、南京等城市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30%以下,但背后原因卻各不相同。比如,南京所在的長三角地區“強市林立”,人口競爭相對激烈;沈陽所在的東北地區,區域整體仍存在人口流出慣性。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過去10年,重慶、天津、沈陽和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率也均未超過20%,這在所有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處于較低水平。西安的常住人口增量相對可觀,但主要是因為代管西咸新區并率先降低落戶門檻。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些城市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因此難以在一個統一標準下對它們的流動人口占比高低進行評價,但整體而言,流動人口占比較高的城市經濟往往更為活躍,也更有能力持續吸納人口流入。
因此,現實中,即便一些城市控制人口規模,但在更高收入水平、更優質教育資源的牽引下,流動人口依舊表現活躍。以北京與上海為例,兩地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均不低,2020年分別為38.45%和42.14%。此外,擁有較好生活環境和獨特吸引力的成都,2020年流動人口占比也超過了40%。
要警惕過度集聚的負面效應
但是,流動人口增加,也給城市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仍以北京和上海為例,在2000-2010年間,兩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長,10年間都增加了約600萬人。但是,近10年兩市都對常住人口總量進行控制,導致流動人口增長放緩。其中,近10年北京流動人口增長19.50%,上海流動人口增長16.70%,這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幾乎處于墊底位置。
為何要控制常住人口規模?2017年,國務院在《關于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指出,上海要牢牢守住人口規模、建設用地、生態環境、城市安全四條底線,著力治理“大城市病”,積極探索超大城市發展模式的轉型途徑。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萬左右。
所謂“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現的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物價過高等“癥狀”。一定程度上,這是大城市吸引人口流入必須要承擔的“成本”,也是地方政府需要面對的“功課”。
過去10年,成都、西安、廣州等省會城市的流動人口增長較快,其中成都和西安增長超過100%。這與省會城市擁有較好的醫療、教育資源相關,也表明省會城市對周邊城市乃至其它三四線城市的人口“虹吸”進一步加強。
流動人口增長加快,公共服務就必須得到更及時補充。
以西安為例,統計年鑒顯示,2017年之后,西安小學在校生人數出現快速增長,從2017年的66.68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78.98萬人,與之對應,小學教職工數量也從2017年的38494人增加到2019年的44511人,其中小學專任教師從2017年的34163人增加到2019年的39836人。
盡管如此,西安每位專任教師管理的小學生人數,還是從2017年的19.5人升至2019年的19.8人,意味著西安每位小學生分配到的老師數量下降。
事實上,一些城市流動人口占比較高的城市,亟需改善教育資源供給。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教育資源是按照戶籍人口進行配置,供需矛盾已日漸突出。不過,近年已有不少城市開始加快“補短板”,根據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資源。
以東莞為例,根據該市統計公報,2020年東莞初中招生9.24萬人,普通高中招生3.38萬人;東莞初中在校生為26.57萬人,普通高中在校生為9.15萬人,普通高中招生和在校生的人數均不足初中的40%。為此,2019年東莞就提出,該市到2022年新建擴建公辦高中階段學校10所,增加學位2.5萬個。
另需注意的是,流動人口比重較高也會對城市人口性別比產生影響。仍以東莞為例,2020年東莞的人口性別比為130.06(女性=100),深圳的人口性別比也達到122.43,均較高,這與流動人口中男性占比更大不無關系。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流動人口數量多、增長快的城市,都應密切關注流動人口的需求問題,逐步推動非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均等化,讓更多流動人口受益。同時,應按照自身可承受的速度和強度,逐步推進流動人口轉變為戶籍人口,使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不僅能留下就業,更可以就地生活、養老。
事實上,隨著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流動人口對城市發展的正向作用將越來越明顯,大城市對外來人口的需求也仍在不斷增長。
而為了吸納人口,大城市應該注重發揮“集散效應”。未來,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仍然是客觀規律,但為了避免人口過度聚集帶來的負面效應,大城市可將人口向周邊的郊區、新城、衛星城等進行合理引流。
近年,一些城市已開始探索實施“差別化落戶”。比如,上海在今年3月份提出,加快吸引各類人才向上海五大新城(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集聚,優化新城人才落戶和居住證政策。其中,上海對新城范圍內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單位錄用的非上海生源應屆普通高校畢業生,落戶打分增加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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