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福建省，奔波在香港、內地、世界各國之間，洪為民，人如其名，近年來，一直在服務青年人創新創業，服務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香港與內地，在創業項目與投資人之間，扮演“超級聯系人”的角色。

    明年，有著多重身份的洪為民在香港生活將滿40年。在這里，他是一位創業者，也是一位投資者，他是專家學者，也曾榮膺2008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可以說，他見證并參與了香港的發展。

    “香港需要變。”這是為時一個多小時的采訪中，洪為民反復提到的話題。

    在新一輪的全球化中，香港將扮演怎樣的角色？香港又如何把握住這新的一輪發展機遇？

    在洪為民看來，“香港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還要轉變惠港政策的觀念，承認這是一次互利的發展機遇”。

    香港需要改變

    去年，香港回歸迎來20周年，在與《中國經營報》記者談起香港回歸后的變化，洪為民感慨到：“說老實話，在香港回歸的過去20周年有余的時間里，香港沒有很大的變化，政治經濟都很平穩。”

    “但是問題也就在這兒，它不變。20年不變，50年不變，你想想看，一個城市20年不變是什么樣的概念。深圳如果20年不變，難以想象。北京過去20年也是日新月異，我2008年做奧運會志愿者，10年前的北京與現在相比相差很遠，過去10年北京的變化是天翻地覆的。所以一個城市20年不變狀況是不太對的，當然香港也不是完全不變的，基建方面建的特別好，鐵路也好，高速公路也好，總的來說它還是正面的。”洪為民稱。

    在洪為民看來，這些年，香港從一個供海員休息的軍港，完成了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密集型，資金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但現在香港產業還停留在資本密集型。

    “香港的經濟轉型有好幾次，1948年以前，其實是一個軍港，一個海員休息的地方，沒什么經濟活動。到了1948年、1949年、1950年解放前后，有大概一百多萬人擁到了香港。在解放后的一段時間里，又有大概三四百萬大陸人涌入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也帶來了富庶的江浙一帶的資金以及技術，這也促進了后來香港紡織工業的發展。當年的董建華、唐英年、田北辰的父輩，就造就了香港一代輕工業的發展，他們來到香港做紡織，做手表，做塑料花，這是香港近代的第一次改變。”

    “第二次的改變是改革開放，1978年改革開放后。這次改變使香港從傳統工業產業切換到轉口貿易，隨著轉口貿易的發展，跟貿易相關的銀行、保險業也迎來了春天。這是香港的第二次的轉型，從勞動密集型轉變成資金密集型。”談及香港經濟轉型，洪為民如是說

    “第三次改變，1993年是一個分界線，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它標志著香港成為中國內地企業對外融資的一個主要渠道，也這樣造就了它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甚至是國際金融中心，但那時的香港還是資本密集型為主。”洪為民表示。

    事實上，與香港并稱“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也是類似，發展中與香港相互較量，用洪為民自己的話說，“跑來跑去，看誰先誰后”。但是新加坡在2004年有了大的轉變，實現了由資本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的轉變。而曾在同一賽道上，香港轉型卻慢了。

    “確實，近些年不變給我們帶來了安心，安全感和熟悉感，但是在今天這個高速發展的世界，一成不變是危險的，因為世界在變，商業模式在變，生活方式在變，技術也在變，所以香港在某些方面相對來說慢了。你說它落后嗎？不能算落后，只是本來它可以有更快的增長。”洪為民同時告訴記者，“值得期待的是，近兩年，香港想變了，要做創新科技。”

    騰飛的新契機

    “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是帶給香港的一次新機遇”洪為民表示。

    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灣區經濟”，2015年，“一帶一路”頂層設計提出要“深化與港澳臺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7月《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按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在洪為民看來，大灣區是一個對外的，與過去的粵港合作不同，是“并船出海”的合作模式。

    “粵港合作有三代。第一代是‘前店后廠’，我們香港是賣，在深圳加工；第二代是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廣東省和香港實現貿易自由化，它是說香港人要做你內地生意。過去，香港人的想法是，‘我不需要做你內地人的生意，內地人沒錢。我需要的是你的勞動力，我去賣給美國人’。2003年，香港經歷了SARS，有個低潮。那時內地中產階級起來了，購買力上來了，香港人開始打內地市場。當時內地對香港人的看法是你來投資，你來開店，做房地產都是很歡迎的，所以是兩地你做我生意，我做你生意。”洪為民表示。

    “我認為大灣區是大家合伙做外國人的生意，但這一次是平等了，不再是“我是店，你是廠；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洪為民很形象地向記者描述，“而是說，咱們合伙做生意，我有技術，你有生產線，大家談賺了錢怎么分。我有設計，你有技術、運輸，更多可能是‘并船出海’的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是指由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肇慶（市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城市群，是與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并肩的世界四大灣區之一。

    在洪為民看來，粵港澳大灣區比其他世界三大灣區具有更獨特的優勢。

    “我們這個灣區比起世界其他三個灣區，產業鏈更齊全。舊金山市沒有兩個股票市場的，粵港澳有香港和深圳股票市場；東京灣也沒有，東京灣也不是國際金融中心，只是本地金融中心；紐約好一點，但是它制造業沒有我們那么多，所以說我們有獨特的優勢。洪為民表示，“當然也有我們的問題，我們與其他灣區相比，有一定的競爭力，但仍處在不是特別發達的階段，上升的空間很大。”

    “灣區城市群合在一起，一起去打歐美市場。你香港做技術科研，做設計、廣告、做金融，深圳做產品化，東莞做生產，廣州做物流，不就齊了么。”洪為民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充滿信心。

    發展科技是王道

    “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讓香港融入到國家的發展大勢中。國家的發展大勢就是走出去，就是‘一帶一路’，就是國際化。‘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全球化解決方案，新一輪全球化，我叫它全球化4.0。”洪為民告訴記者。

    “如果大家開設一家公司，我的營業部和財務部在香港，開發部在深圳，生產部在東莞、佛山，我的物流部在廣州、在深圳，這樣的話優勢互補，互創價值，你有你的強項，我有我的強項，這樣的合作模式就不像過去一樣，我想多賺你點錢，你想多賺我點錢，所以說這是一個更互利的政策。”洪為民表示。“下一步要更互利，香港要發揮它的優勢，包括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包括它的專業服務。”

    洪為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是聯系起來的，沒有“一帶一路”全球化的視野，國家不會搞大灣區，可能還是搞泛珠三角合作的，是不同的概念，雖然城市群（9+2）是一樣的，但是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香港資深獨特的優勢還是有的。采訪中，洪為民給《中國經營報》記者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有一年，尼泊爾地震，中國在那里造了一些房子，除了香港人做項目經理的，其他的全塌了。后來當地更愿意請香港的專業工程師做項目經理。事實上，香港有很一套很嚴謹的制度，不會出現你塞點錢給我，我就把標準降低一點，或者老板發脾氣工期要快一點，我就犧牲質量。他們有自己的尊嚴，就算你是我老板，但是我的專業告訴我，這個東西需要做十天，就得做十天，要么把我炒掉。這就是專業精神，他對自己的專業，有一份榮譽感，所以說香港的誠信是很值錢的，不論是金融誠信，還是專業誠信，與內地一些地方相比是領先的。”

    “又比如‘一帶一路’工程造房子，去巴基斯坦，你中國工程院院士，人家可能不了解，但是你香港一個普通的注冊土木工程師，英國皇家土木工程師，這和英國是對接的，全世界是一套的，只要有這個人簽名，他就認你這個報告，因為它和英國皇家是一個系統的，美國和它對接，新加坡也和它對接，都是認可的，這樣我就可以幫你‘一帶一路’背書，做這方面的東西。

    在洪為民看來，不單單是工程項目管理方面，還有會計、法律、融資，金融以及資金這些都是香港的發展優勢。

    “我們現在是往外走，不管是資金往外走，還是透過香港這個國際金融投資平臺和資產管理平臺做全球的資產配置，又或者向外設立公司，投資公司或項目，這些都是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洪為民表示。

    目前，洪為民擔任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利用在前海的資源做展示，搞路演，希望能夠通過更多的展示讓國企和民企了解到香港有資金、有專業人才。當然，他也坦言：“這有一個慢慢過渡的過程，隨著香港更好的融入大灣區，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洪為民看來，科技絕對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中之重。“事實上，在整個中國三大灣區，相比渤海灣、杭州灣，我覺得粵港澳大灣區最容易發展科技。”

    洪為民表示，“很多人認為科技北京最強，但北京最強，實際上有誤導的概念，你要看科研經費投入占GDP比重。2016年北京研發經費投入占GDP比重的5.78%，北京的科研經費投入最高。為什么呢？因為他把中科院、北大、清華算在北京。深圳2016年科研投入占比4.1%，它是華為、中興、比亞迪、華大基因等多家企業的投入，這才是真正有活水的。你中科院做再多東西，可能和今天人民生活沒多大關系，但與20年之后的人民生活很有關系，不是說他們做的不重要，但相比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還是這類私營企業的科研投資，見效更快一些”。

    洪為民坦言，希望香港利用自身豐富金融場景做供應鏈金融、貿易融資，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開發出自己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