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田鵬

    4月25日，“金元—杭州未來科技城知識產權第11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項目簡稱“國金未來2025-11”）正式成立并順利起息，成為年內成立的第6只知識產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以下簡稱“知識產權ABS”）。據悉，國金未來2025-11發行規模為1億元，發行機構為金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知識產權證券化通常是指發起機構將其擁有的知識產權或其衍生債權作為基礎資產，發行的證券化產品。

    自2015年我國陸續出臺系列政策不斷引導及推動知識產權證券化業務發展與落地以來，經過多年的政策驅動和市場培育，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發展不斷提速，在盤活知識產權資產、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引導重點領域資金供給和推動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等方面的作用愈加凸顯。

    中證鵬元結構融資評級總監李琳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相較于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取得的成績和我國發展在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環境建設方面的堅定決心，中國知識產權ABS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從目前情況來看，知識產權評估標準統一、全國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建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提升、投資者多元化升級與產品交易結構創新等問題仍需進一步解決。

    發行趨勢愈加鮮明

    2018年12月份，“第一創業—文科租賃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獲批，我國首只知識產權證券化標準化產品誕生。此后，政府部門、市場機構和交易所等持續合作創新，積極探索可推廣可復制的模式，推動知識產權證券化規模化發展。

    據Wind資訊數據統計，截至4月25日，我國已累計發行128只知識產權ABS，發行規模合計達217.51億元。其中，今年以來，截至4月25日，共有6只知識產權ABS成立，發行規模合計達7.34億元。

    從年內知識產權ABS一級市場情況來看，產品發行新趨勢愈加鮮明。首先，發行主體層面，參與機構范圍持續擴容。以4月11日成立的“西南證券—鑫欣保理—重慶市1期知識產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項目簡稱“鑫欣一期2025-1”）為例，西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為該項目的計劃管理人首次涉足知識產權ABS領域，這一實踐不僅豐富了其業務版圖，也使參與知識產權ABS發行的計劃管理人數量增至32家，進一步彰顯了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發展趨勢。

    其次，從發起機構的發行集中度來看，馬太效應顯著。前述年內發行的6只知識產權ABS中，原始權益人主要集中于南京鑫欣商業保理有限公司（2只）、聲赫（深圳）商業保理有限公司（1只）和深圳市高新投小額貸款有限公司（3只）三家機構。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深圳市高新投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再次發行3只知識產權ABS，其已累計發行43只知識產權ABS，規模達91.83億元，發行規模占市場發行總量的42.22%，在我國知識產權ABS發行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進一步強化了資源向頭部機構集中的市場格局。

    最后，從產品增信情況來看，由于底層企業多為中小型科創企業，本身主體信用較低，故此類產品在交易結構中往往會設置內部/外部增信以滿足發行需求。數據顯示，前述年內發行的6只知識產權ABS中，除國金未來2025-11和鑫欣一期2025-1項目僅有內部增信外，剩余4只產品均兼有內部增信和外部增信。增信方通常分為金融機構、原始權益人核心主體（一般央企等）以及外部第三方擔保公司。

    在李琳看來，我國在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環境建設方面的堅定決心，將促進我國在知識產權項目數量的快速增長和知識產權估值體系標準、法律保護等多方面的進一步完善。我國知識產權ABS也將加速從“政策試點”邁向“生態化發展”，逐步成為科創企業融資的核心工具之一。

    占比失衡仍待破解

    盡管我國知識產權ABS展現出良好的規模化發展態勢，但在整個ABS一級市場中，其占比仍相對較低，特別是在近年來ABS發行不斷提速的背景下，這種差距更為顯著。

    今年以來，截至4月25日，我國已經累計發行445只ABS產品，發行規模合計達3854.53億元，產品數量及規模分別同比增長34.85%和42.60%。但從知識產權ABS發行情況來看，年內發行數量與去年同期持平，發行規模下降1.36億元。這意味著在ABS市場整體擴容的背景下，知識產權ABS不僅未能實現規模增長，其市場份額占比進一步被稀釋，與行業整體發展趨勢形成鮮明反差。

    談及其中原因，東方金誠結構融資部執行總監張文玲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目前知識產權價值與基礎資產現金流的關聯性較弱，而且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資產，存在估值技術復雜、流動性差的特點，導致其難以獨立支撐證券化產品的信用評級，需依賴外部增信機構。

    李琳補充表示，在風險處置方面，一旦后續項目出現風險，知識產權的處置面臨較大難度，這使得投資者對該類產品持謹慎態度；從業務操作層面來看，知識產權證券化交易結構和產品設計復雜，導致業務時間周期長、操作難度大，增加了發行成本和風險；此外，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尚處于市場發展前端，市場對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認知不足，市場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和活躍度不足。

    不過，我國在多維度積極探索破局路徑。例如，政策層面，4月24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圍繞知識產權運用提出，統籌推進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證券化、保險等工作，助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的難題。

    張文玲建議，首先，需要完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建立動態評估標準，推動國家級知識產權評估技術指引，引入AI評估工具與大數據分析，提升估值透明度和可信度。其次，創新基礎資產模式，推廣專利二次許可模式，借鑒現有成熟案例，將知識產權許可費直接作為現金流來源，減少中間增信環節；探索混合資產池結構，結合知識產權與有形資產（如設備租賃）打包入池，分散風險并提升資產池整體信用水平。最后，優化市場環境，建設區域交易平臺，參考深圳市知識產權信息公共服務平臺，推動知識產權登記、交易、融資功能整合，增強流動性。